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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伍國:我所了解的美國的社會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9885 次 更新時間:2018-11-16 23:39:26

    進入專題: 中美關系   美國社會   大國崛起  

    伍國 (進入專欄)  

      

       編者按:在中美關系陰云密布的今天,通過多種渠道、以更為客觀的態度了解美國,有助于我們更好處理中美關系。就此話題,近期學人Scholar 采訪了在美工作生活多年的伍國副教授。他認為:多數美國人與中國心理距離總體上仍然非常遙遠,乃至抱有極大的誤解或敵意,這種敵意及其根源至今尚未被國人深刻認識和研究;而要真正認識美國,則必須深入美國民間社會,認識到美國社會深根于歐洲的文化傳統,并以更加寬闊的視野、理性的態度和扎實的研究去認識美國。

      

       訪談對象:伍國,四川樂至人,1974年生,2001年赴美留學,現為美國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學院(Allegheny College)歷史系副教授,中國研究專業負責人,主要研究二十世紀中國人類學史及有關西南少數民族的政治和學術話語構建過程。

       訪談人:黎振宇 張容川 梁曉陽,以下簡稱“學人”。


    一、求學之路:文學讓我開始關注人


    學人:本科畢業后,您從英美文學專業轉向歷史研究,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改變專業并赴美國留學?在文學領域的求學經歷對后來的歷史研究又有什么影響?


    伍國:這個原因需要追溯到更早的時候。我在中學階段,就是1985年到1991年的六年間,受益于八十年代開放、自由的文化氣氛和讀書環境,在17歲上大學之前,其實把當時知名的小說家的作品——像莫言、賈平凹、王安憶、鐵凝、阿城、馮驥才、陸文夫、韓少功、周梅森、蘇童、葉兆言、殘雪、扎西達娃等等——幾乎都讀過了。曾經被老作家艾蕪的小說集《山峽中》中描述的那種山間馬幫、流浪漂泊的生活所深深吸引。讀王朔的《頑主》快笑死了,但是更喜歡阿城的那種特別簡練、極具控制力的文字。《黃土地》、《紅高粱》、《黑炮事件》、《野山》等等,這些電影很多在一上映的時候就看。當時我還雜亂地讀一些翻譯過來的美國政治學著作,比如尼克松的書,有關“文革”的書,徐悲鴻的傳記,還有一些回憶錄,比如沈醉的《我這三十年》、溥儀的《我的前半生》、張國燾回憶錄。歷史方面的書讀過胡繩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清史研究的論文集——這些當然不都懂,但瀏覽過。當年讀這些書和高考都沒有什么關系,不過我初中時一度很悲觀,不相信自己能考上大學,因為我的理科很差、而且也不感興趣。

    這種在中學階段沒有特定目的、完全追隨興趣的雜讀經歷,對我的影響還是比較大的。到了高中我又發現自己對英語的興趣比對中文更大,覺得學習另外一種語言和文化很有意思,所以我就決定讀英語(當時還想過學法律),于是又讀一些國內出版的課外英文讀物,比如美國歷屆總統競選演說。我在大學成績并不算差,而且特別喜歡中英互譯那種轉換挑戰,口頭、筆頭都比較喜歡,當時教翻譯的教授也常常把我的翻譯作為范文在班上讀。不過后來我覺得英美文學或者應用語言學似乎也不是我特別想繼續從事的研究,似乎還是對政治、歷史這類東西更感興趣。我們的本科畢業論文是用英文寫的,我最初想寫美國清教徒,最后寫得是關于中國思想中的人文主義脈絡,這和英美文化、文學都無關。學校也不管你具體寫什么,寫完上交,導師批準了就好。我們搞學生會競選,自由報名,上臺演講,票數高就當選,當場揭曉,很民主。

    后來,大約是1998年前后,我在工作之余讀到了保羅·柯文的《在傳統和現代性之間:王韜和晚清革命》的中譯本,就是那個“海外中國研究叢書”里的,又讀到了袁偉時教授的《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我發現自己對晚清的變革非常感興趣,覺得自己真正想從事的是中國近代史的研究。

    文學對我最大的影響是對人的命運和心理的關注。比如我最近偶爾重讀《水滸》,注重那些很細微而又簡練的關于人物心理轉折的描寫:武松在什么時候下了血洗鴛鴦樓的決心?林沖發現自己被非常信任的朋友陸虞候出賣,是什么心態?《水滸》是非常契合中年人心境的。我自己理解的“少不讀水滸”不是讀了造反,是只看到造反,看不出那些悲愴的心態和幽微的人性。

    歷史學有很多進路。我的博士導師陸德芙(Jennifer Rudolph)研究總理衙門的運作,認為清政府有高度的制度彈性。她堅定地相信制度史的方法和結構分析,但對探究人物的內心卻沒有很大興趣。我做鄭觀應研究的時候,堅持要深究鄭觀應的道教信仰,我覺得這太重要了。她卻覺得這一章不必要,我想如果我選擇集中研究輪船招商局的體制,她可能會更高興。當然我還是堅持自己,沒有聽她的。不過美國的導師一般來說都比較開明,會尊重學生的意愿,更多是鼓勵和寬容,而不是阻止和限制。

    最近鄭觀應家族的一位后人,在讀了我寫的關于鄭觀應的書后聯絡到了我,我就問了這位先生對寫鄭觀應道教信仰的那章覺得怎么樣。他說很好,而且他自己也信道教。然后他介紹我和鄭觀應在上海的四代嫡孫鄭克魯教授視頻互致問候。鄭克魯先生是法國文學研究大家和《悲慘世界》中文譯者,我就提到我本科學校有個知名法語教授袁樹仁老師是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的譯者,鄭克魯教授開心地說,袁樹仁和他是同班同學!對人物的研究是我的個人偏好,因緣際會,讓我和這個家族在現實中也有了交集。最近有位加拿大政治學家發表了自己研究近代中國經濟民族主義的論文,此前他針對鄭觀應經濟思想的來源和我進行了好幾輪的郵件往來。此外還有香港的兩位學者聯系我交流一些鄭觀應研究中的看法,他們后來都發表了關于和涉及鄭觀應研究的專論,其間也有晚清改革家的后代。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家族延續的生命力是很強大的。

    當然,我后來的一些研究也脫離過這種對“命運—思想—心理”的探究,開始研究一些機制,比如話語產生機制,一種制度究竟如何運作等等。我并不排斥任何流派和門類,持開放態度,既不覺得歷史研究“必須”研究人的命運,也不認為“必須”擺脫個體和敘事,轉而“必須”研究長時段的經濟結構和社會演變。我想,每種路徑都有優勢,關鍵是看做出來的東西本身有沒有說服人、影響人的強大力量。另外,史學著作的讀者也是多元的。有的人可能更喜歡外交和軍事,喜歡看大人物的運思決策;有人喜歡了解底層社會,看小人物的悲歡;有人喜歡文學性更強的文風,有人則喜歡理論思辨。我想,任何“必須如何如何”的思維大概都是比較武斷的。


    學人:在求學經歷中,有哪些人、書籍或事件對您影響比較大? 在治學道路上的研究主題和思想脈絡的演進中,隱于背后的主要關懷是什么?


    伍國:還是回到八十年代,作為一個中學生的閱讀經歷來說,父母的寬容(沒有說不該讀這些、而應該讀集中應考之類)是最值得感懷的。事實上很多書就是家里的,有些是我自己不斷用零用錢去買的。在我上小學的時候,有一次學校組織看電影,按慣例看完要寫觀后感,但是我覺得我不喜歡那部電影,就跟我父親說,我不喜歡那部電影怎么辦?我父親很平靜,說“那你把你為什么不喜歡寫出來”。于是我就在觀后感里把電影批了一通。我認為這是我記憶中關于“獨立思考”的最早啟蒙和實踐。今天回過頭看,如果不喜歡卻還要假裝喜歡,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教育呢?

    在美國,我很幸運第一個導師是任達(Douglas Reynolds)教授,《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的作者。我們現在已經成為忘年交似的朋友,我非常喜歡他的善良、寬容、樂觀、自然、隨和。其他我覺得主要還是從大量閱讀中獲取方法、觀點,乃至一些感悟。可能柯文對王韜的研究對我一直有一些影響。任達也非常喜歡“人”——那些作為獨特個體的晚清知識分子,特別欣賞黃遵憲。

    曾經上過的一些研究生討論課對我后來的研究有很大影響,其中包括關于“現代拉丁美洲歷史”的課。我從這里了解了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和更早的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關于國家和革命的理論,以及拉丁美洲近代國家建構中的一些問題。“美國城市史”和“中國城市史”,讓我把城市空間作為關注對象和分析框架;“德國史”中對德國特殊道路的討論和對一戰中普通士兵人性的描摹,令人印象深刻;“蘇聯電影研究”中,看過和分析過的那些經典電影;還有“口述史”的理論、技巧學習和訪談、錄音、論文寫作實踐等等。事實上,我在美國發表的第一篇英文論文是關于電影的。就具體研究來說,在對鄭觀應的研究中,夏東元教授奠基性的著作和易惠莉教授的《鄭觀應評傳》具有極大的啟發性,梅嘉樂教授(Barbara Mittler)對《申報》的研究讓我注意到對晚清中外印刷媒體要進行仔細地重新考察。

    現在也許可以初步地來說這個隱藏的、大的關懷。盡管我在做具體研究的時候或許沒有特別明確地意識到,但后來還是可以把所做的所有研究放在一起,這就會呈現一定的規律性——應該說關注的還是中國的現代轉型問題。這個轉型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一直在持續。很多問題都沒有解決,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關系還是充滿緊張。

    在這個大的關注下,我的論文討論過以貴州沙灘文化為中心的晚清經學,考據學余緒和現代性的隱含關聯,早期惲代英和他的小群體以及無政府共產主義的關系,戰國策派文人學者在抗戰期間對中國歷史的再闡釋,以及作為一個系列的土改訴苦運動研究,憶苦思甜運動研究,還有文學藝術作品中大地主的塑造和演變。其中對地主形象的分析可算文學研究,也是發表在美國的英文期刊《中國現代文學》(MCLC)上,但在史學意義上,還是關注二十世紀中國如何實踐一種新的話語模式和歷史敘事,如何保持傳統,又創造出一些獨特的經驗。我對知識群體的興趣,有艾爾曼教授研究常州學派時注重知識社群和人際網絡研究路徑的影響。


    二、美國大學生如何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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