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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薛小榮:從治國到失國

    ——戈爾巴喬夫及其改革為什么會失敗?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384 次 更新時間:2018-12-11 14:38:53

    進入專題: 戈爾巴喬夫   戈爾巴喬夫改革   蘇聯解體   蘇共  

    薛小榮  

      

       薛小榮,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國家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研究員

      

       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社會主義大國的改革,從來都不是簡單的國內事務。事實上,社會主義大國的改革具有更加復雜深刻的國內國際雙重特性。20世紀80年代中國和蘇聯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發起的改革運動,既是影響國內社會發展的重大事件,又是影響國際格局變化的重大事件。作為超級大國的蘇聯,最終在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旗號下轟然倒塌——蘇聯共產黨煙消云散,蘇維埃聯盟土崩瓦解。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中國卻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擁有廣土眾民的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為什么會在改革的旗幟下出現迥然相異的兩種結果呢?導致結果相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這一切都值得我們在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關鍵時刻加以認真總結和理性分析,找出有益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持久發展的治國理政規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深刻總結蘇東劇變的慘痛教訓,“不是說蘇聯當時就怎么好,也不是要為蘇聯和蘇共唱挽歌,而是說我們要注意在歷史和現實的重大政治變局中認識和把握治國理政規律,善于認識和運用規律。不注重歷史規律,總有一天要吃大虧!”[①]

      

       從1985年上任伊始,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就迅速發起改革。然而在七年之后的1991年,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卻以蘇聯共產黨被禁止存在、蘇維埃聯盟瓦解作為結局。那么,曾被寄予厚望的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為什么會失敗呢?總體而言,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失敗,實質上是在制度基礎、社會動力、領導力量和外部環境等四個方面沒有處理好一系列關系的必然結果。

      

       第一,從制度基礎來講,戈爾巴喬夫改革缺乏必要的制度支持。從根本原因上來講,這是由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以及依附于此的黨機關力量的利益偏好決定的。從斯大林時期開始,經過高速猛烈的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一個囊括國家和社會生活的集權體制已經確立起來,并經過蘇德戰爭和冷戰的長時段考驗,證明了這種舉國體制在對抗性沖突中的有效性。但是,這種特殊時期的舉國體制并不能完全適應日益世俗化、生活化和信息化的現代社會需求。應該說,無論蘇共高層還是普羅大眾,都對這種體制性不適有所感覺。對普通大眾來說,為了克服這種體制惰性帶來的生活不便利,一種隱秘性的私人化社會網絡開始自發形成。對深諳體制隱秘的蘇共高層來說,——無論是赫魯曉夫改革,還是柯西金的經濟新嘗試,甚至于中止了柯西金改革的勃列日涅夫,對于這種體制的不適其實早已心知肚明。但是體制的強大慣性和機關勢力的利益偏好,決定了制度的產兒——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根本無力擺脫制度的約束。就這樣,盡管計劃體制已經慢慢顯示出其遲鈍的弊病,但是制度的慣性卻扼殺了改革的希望。

      

       盡管戈爾巴喬夫以蘇共中央總書記之尊,充分利用制度性服從的政治原則,不斷更新蘇維埃制度的“守夜人”——從政治局到書記處再到中央委員會,但是戈爾巴喬夫實際上仍是在制度的籠子里跳舞,缺乏改革所需要的建設性制度環境。無論是上任之初發起的反酗酒運動,還是改革剛剛起步時發生的切爾諾貝利核泄露事件,本來可以作為贏得社會大眾支持的局部性改革突破口,但最后卻在公開性的旗幟下成為煽動民眾怨恨、引發高層內斗的政治犧牲品。尤其是在無法驅動經濟增速以此換取民眾政治支持的情況下,戈爾巴喬夫把改革的矛頭對準蘇聯共產黨,力圖通過對黨控制的蘇維埃制度進行改革以架構新的政治權力體系,從而擺脫“兵營式社會主義”的沉悶壓抑,激發社會大眾的精神活力,培養能夠接受和認同新思維的“改革一代”,形成體制外的社會支持力量。讓戈爾巴喬夫沒有想到的是,這些接受了新思維的“改革一代”們在政治改革的浪潮中,卻成為戈爾巴喬夫和蘇維埃體制的政治反噬者——他們要的不是革新的共產主義體制,而是更新的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實質上就是資本主義)。戈爾巴喬夫親手釋放了“民主”,但他自己卻沒有辦法讓“民主”行走在“法治”的軌道上。這是戈爾巴喬夫改革最終失敗的一個關鍵原因。

      

       事實上,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對既存的制度進行內外關系的重新調整,以使之符合新的政治要求和社會價值。在這一轉型過程中,必然伴隨有舊制度壓抑下的社會隱藏力量的大爆發和大混亂,尤其是像蘇聯這樣高度集權體制的轉軌更是如此。從普遍性經驗而言,要使制度轉軌能夠以最小代價平穩渡過,實質上需要高超的政治領導藝術和嫻熟的政治操作能力,然而戈爾巴喬夫實際上最缺乏的就是一點。尤其是在把蘇聯共產黨作為改革的首要和核心對象時,戈爾巴喬夫實際上丟掉了本來可以依賴的過渡性制度支持。為了擺脫黨內黨外聚集起來的不利形勢,戈爾巴喬夫邁出了致命性的一步:實行總統制。戈爾巴喬夫要求實行總統制的主要目的有兩個:一是按照既定的政治改革計劃,把國家權力從蘇聯共產黨手中轉移到新的立法行政機關手中。在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及其日常性權力機關——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已經初步具備西方式議會形式的情況下,原來的蘇聯憲法規定的國家元首——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實際上已經變成西方式的議長,那么現在就需要把蘇共中央總書記這個蘇維埃政權實質上的最高領袖的權力,轉移到西方式的總統身上。這是戈爾巴喬夫提出要實行總統制的第一個政治目的。

      

       如果說第一個目的是戈爾巴喬夫用來擺脫蘇聯共產黨對國家權力壟斷的一種政治設計,那么戈爾巴喬夫要求立即實行總統制的第二個目的就是一種現實性權力需要。從1989年蘇聯人民代表的選舉開始,蘇聯社會實際上處于舊制度趨于瓦解、新制度尚未建立的特殊時期。當戈爾巴喬夫堅決把蘇聯共產黨排斥在社會穩定系統之外時,政治反對派和民族主義者卻開始了有組織地奪權行動。從波羅的海三國的獨立運動到各地爆發的民族暴力沖突,身為蘇共中央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不愿意重新啟動蘇共組織體系這一社會穩定器,而作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的戈爾巴喬夫又陷進無休止的人民代表大會的爭吵之中,根本無法對混亂的局勢作出強有力地反應。面對權力的迅速流失和聯盟瓦解的巨大風險,戈爾巴喬夫認為必須用一種新的政治制度來結束這種混亂局勢。于是,總統制的提出和實施就具有了現實的政治基礎。

      

       但是,讓戈爾巴喬夫沒有想到的是,總統制的設立,實際上破壞了蘇維埃聯盟存在的政治基礎。當把蘇聯共產黨這個聯盟的政治粘合劑廢棄后,新設計的總統制根本沒有能力提供這種基于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力量的超級政治組織。擺脫了蘇共組織約束的加盟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們,搖身一變成為共和國總統(還有少數共和國領導人仍然擔任最高蘇維埃主席)。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改革開始真正脫離了戈爾巴喬夫的控制。因為當加盟共和國走上改革舞臺的中央時,他們的改革目標,首先就是脫離聯盟中央獨立而自救。可以說,從戈爾巴喬夫發起改革到蘇聯解體,改革從來都沒有獲得過系統的整體性制度支持。

      

       第二,從社會動力來講,戈爾巴喬夫改革缺乏健康良性的社會支持。改革只有在一個能夠接受改革的社會土壤中才能發生發展,也才能獲得來自社會大眾的最深厚的心理和行動支持。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失敗,在相當程度上就是蘇聯社會缺乏真正健康良性的社會支持系統所產生的必然結果。戈爾巴喬夫一直聲稱,改革要想成為人民的事業,就要避免赫魯曉夫式的“來自上面的革命”——只是蘇共高層因為某種原因而發起改革,而要形成一種“來自上面的革命”與“來自下面的革命”的改革新模式——既有蘇共中央對改革的自覺認知,又有社會大眾對改革的自覺支持。戈爾巴喬夫認為,這種改革模式是一種最佳選擇。既有來自于蘇共中央的上層支持,又有來自社會大眾的下層行動。但是,戈爾巴喬夫從來都過高地估量了民眾對改革的熱情。這種對民眾的認知錯覺,實際上是戈爾巴喬夫改革導致社會失控的一個重要因素。

      

       首先需要闡釋清楚的一個問題是,戈爾巴喬夫的上臺并不一定表明社會大眾就對其后來的改革表示支持。在相當程度上,社會大眾對戈爾巴喬夫的上臺表示歡迎,只是蘇聯社會長期政治屈辱性心理的本能反應。實際上,無論是政治精英抑或官僚群體或者普通大眾,大家的基本共識是:選擇戈爾巴喬夫為改變從勃列日涅夫以來高層中業已形成的老人政治傳統提供了可能。這種可能性顯示了蘇聯高層政治未來發展的另外一種選擇路徑。但是,這種從上到下的改變心理在事實上并不能構成戈爾巴喬夫啟動改革的社會心理動力。人們厭惡老人政治,是因為老人政治損害了蘇聯超級大國的形象和國格,但是并不反對勃列日涅夫以來社會的安穩富足(盡管生活上仍然存在很多困難)。對享受著勃列日涅夫時代余蔭的蘇聯人來說,換個年輕點的領導人,給國家好的形象就可以了。

      

       這應該說是戈爾巴喬夫啟動改革時面對的社會普遍心理。事實上,戈爾巴喬夫自己也清楚這一點。蘇聯共產黨對真理的長期壟斷,使得整個社會根本沒有批評甚至反對聲音的存在(即使有也是地下狀態)。對真理的壟斷通過制度化的嚴密控制,使得黨的意志毫無阻滯地主導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從思想到行動,從言行到規范,社會的惰性、服從性以及政治冷漠隨之而生。在戈爾巴喬夫看來,這種冷淡的社會心理狀態,實質上暗含著大眾對改革的不信任。蘇維埃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新經濟政策改革、赫魯曉夫改革和柯西金改革,都曾經鼓舞社會大眾參與期間,但往往由于高層政治斗爭而先后歸于失敗。社會大眾的改革熱情已經被消耗殆盡。

      

       這種冷漠的社會心理狀況不是戈爾巴喬夫所想要的。對戈爾巴喬夫來說,要想避免赫魯曉夫因改革被趕下臺的政治命運,就必須把人民拉進改革的洪流之中并使之形成有組織的力量,從而形成對上層保守派的政治制約。只有形成這樣的改革格局,戈爾巴喬夫才能居其中而協調四方,按照自己的思路來推進改革。從1985年到1986年,戈爾巴喬夫打破勃列日涅夫時代以來形成的政治慣例,經常性地、不打招呼地前往各地視察,走上街頭與普通群眾進行交流,試圖從群眾中尋求對改革的支持。然而,戈爾巴喬夫發現,在現存制度不作改變的情況下,社會大眾很難在黨控制的報刊雜志電視臺上的發聲。更重要的是在黨內(無論是蘇共中央政治局還是地方黨委),戈爾巴喬夫打破組織常規的舉動往往被視為“任性”、“新奇”而不被接受。黨機關的官僚們希望用時間來消磨掉新任總書記的改革“好奇心”。于是,戈爾巴喬夫倡言的改革就變成了上面轟轟烈烈,下面昏昏沉沉的奇異景象。官僚們在制度性服從的規定下,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作出口頭支持;社會大眾在無法發聲的情況下,只能成為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旁觀者。

      

    如何才能使改革成為人民的事業呢?戈爾巴喬夫想到了“公開性”和“民主化”。在他看來,既然無法通過正常的制度渠道來調動和吸納民眾的支持力量,那么就要用“公開性”和“民主化”來為民眾打開一個體制缺口,開辟一條支持改革的快速通道。戈爾巴喬夫明確要求意識形態部門不得干涉社會大眾反映和批評現實的文章。在他看來,這是克服社會冷漠心理的必然舉措,要用容忍的心態去看待批評。然而,在蘇聯長期高壓統治的情況下,用“公開性”和“民主化”的方式來刺激社會,很容易激起社會長期潛伏的不滿和怨恨,在缺乏必要的制衡設計和規范導流時,極容易使社會陷入撕裂狀態,進而在政治運動興起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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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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