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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吳增定:利益權衡還是道德意志?

    ——從黑格爾的角度反思近代社會契約理論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39 次 更新時間:2019-07-08 23:58:41

    進入專題: 社會契約     黑格爾  

    吳增定  

       內容提要:社會契約理論是西方17世紀和18世紀的政治哲學主流思潮之一,但在19世紀卻逐漸失去影響力。通過黑格爾的視角,本文分析了社會契約理論的哲學基礎及其內在困難。自始至終,社會契約理論的哲學基礎是同意學說,也就是說,國家和法律的道德正當性來自于個人或被統治者的同意。但是,同意包含了兩個不同的含義。在霍布斯和洛克看來,同意意味著一種理性的利益計算;而根據盧梭和康德的理解,同意代表一種意志的自我立法或普遍意志。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將同意的這兩種含義分別稱為抽象法權和道德,并且認為它們都是意志自由的辯證發展過程的不同階段。但在黑格爾的哲學體系中,真正的意志自由既不是外在的抽象法權,也不是內在的道德自由,而是二者在更高層次上的統一,也就是道德自由在一個具體的共同體中獲得具體的實現。只有在一個倫理共同體,尤其是在作為其最高形式的國家之中,個體的自由意志才得到最終的實現。

       關 鍵 詞:社會契約  同意  抽象法權  道德  倫理  social contract  consent  abstract right  morality  ethics

      

       黑格爾對于社會契約理論的批評,是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研究中一個經常被討論的話題。作為17世紀和18世紀的主流政治哲學思潮,社會契約理論在黑格爾之前的西方世界無疑具有巨大的思想和現實政治影響力。從思想上說,社會契約理論取代了中世紀基督教神學和經院哲學的自然法學說以及其他各種相關的政治思想(如“君權神授”等),用個人(individual)、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同意(consent)等觀念為國家權力的來源和政府統治正當性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哲學論證和辯護。從現實層面來說,社會契約理論同英國革命、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的現代政治事件具有非常緊密的關系。即使我們不能說社會契約理論是導致這一系列現代政治革命的主要原因,也不能否認它為這些革命提供了一種強有力的意識形態武器。①

       不過眾所周知的是,社會契約理論在黑格爾的時代已經基本失去了影響力,原因之一就是黑格爾本人對它的批判。[1](PP.693-695)站在黑格爾的哲學立場來看,社會契約理論本身并不是一個完善和邏輯自洽的思想體系,而是包含了很多內在的困難,其中最重要的困難之一關乎它的哲學基石——同意(consent)學說。在社會契約理論中,被統治者的同意是建立國家的政治契約是否有效的正當性基礎上。但是,這種同意究竟是一種理性的利益權衡或計算,還是一種意志的純粹道德決定?對于這一困難,社會契約理論始終沒有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解答。

       在霍布斯和洛克等經典社會契約理論的哲學家看來,只有當自然狀態中具有完整自然權利的獨立和自由個人同意將自己的部分或全部自然權利讓渡給國家,國家才相應地具有統治個人的權利或正當性。就像霍布斯在《利維坦》中所說的,“所有主權者的權力從根源上說都是經過被統治者每一個人的同意而來的。”[2](P464)洛克在《政府論》中也明確地認為,“自由人的同意”是政治社會和國家的正當性來源。“當某些人基于每人的同意(consent)組成一個共同體時,他們就因此把這個共同體形成一個整體,具有作為一個整體而行動的權力,而這是只有經大多數人的同意和決定才能辦到的。”[3](P60)盧梭也在指出,原始的社會公約作為一種約定,“至少是有過一次全體一致的同意。”以及,“唯有一種法律,就其本性而言,必須要有全體一致的同意;那就是社會公約。”[4](P18,135)

       但在經典社會契約理論中,“同意”概念包含了兩種不同的含義。一方面,同意意味著一種理性的利益判斷,也就是說,當一個人同意放棄和讓渡他在自然狀態中的自然權利,并且服從公共的法律和道德時,他從理性上判斷這樣會換來更多的利益,如和平、安全和舒適等。換言之,即使他服從自然法(道德)和國家的實定法(positive law),這也不是出于對于道德和法律本身的尊重,而是純粹出于功利或利益的考慮。另一方面,同意體現了一種意愿(volition)或意志(will),甚至是一種自由意志(free will)。作為一種意志,同意首先表達了一種道德的規定,而不是一種利益的訴求。也就是說,當一個人同意讓渡自己權利、訂立契約時,他所考慮的不是或者說首先不是自己的利益,而是對于包括自己和他人在內的所有人的自由和權利的肯定和尊重,或者進一步說,是對于自然法或道德法則本身的承認。

       在經典的社會契約理論中,同意的這兩種含義都得到了強調。譬如霍布斯就認為,一個人同意訂立契約的主要動機是自我保存,或者更具體地說,是對于暴死的恐懼以及對于和平與安全的追求。但他又同時強調說,當一個人同意或承諾放棄自己的某些自然權利、進入公民狀態并且服從國家或主權者之后,他就必須服從國家或主權者的法律,哪怕這樣對自己不利。因為主權者的權利是個人主動和自覺讓渡的,所以服從主權者就是服從自己。[2](P133-136)而這恰恰是自然法的要求。霍布斯甚至認為,自然法作為一種道德法是永恒和普遍有效的,哪怕現實中存在著很多違反自然法的事例。[2](P121)洛克同樣肯定了同意的這兩重含義,也就是理性的利益計算和意志的道德決定,盡管他對于道德層面比霍布斯強調得更多。

       我們稍加反思便可發現,同意在經典社會契約理論中的這兩種含義看起來是很不相容的。當一個人的理性利益計算和意志的道德決定發生沖突時,他究竟出于什么而同意訂立并遵守契約,就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倘若他為了理性的利益計算而放棄意志的道德決定,那么契約便不再有道德約束力,成為一紙空文。但反過來說,如果一個人因為意志的道德決定而犧牲自己的利益,尤其是關乎自我保存等基本的自然權利時,那么這顯然違背了他訂立和服從契約的原始動機,畢竟他訂立和遵守契約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

       正是由于這一困難,經典社會契約理論在黑格爾之前就已經遭遇了來自不同方面的批評,并且出現了內在的危機和分化。在英語世界,休謨等經驗主義哲學家更加強調利益和功利的一面。由此,他不僅發展出一套功利主義倫理學,而且明確地拋棄了社會契約理論。在批評霍布斯和洛克的社會契約理論時,休謨指出,人們遵守契約的唯一動機就是利益。既然如此,那么在利益之外還強調契約原則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事實上,契約并不是一種永恒的自然法或道德法,而是一種臨時的約定;同意也不是一種體現自由意志的道德決定,而是對于某種習俗和慣例的贊成或默許。進而,休謨認為政府或國家統治的正當性也不是人民的同意,而是政府的必要性。[5](P121-129)

       與休謨等功利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相反,以盧梭和康德為代表的大陸理性主義哲學家一方面仍然繼承了社會契約理論,另一方面對它進行了徹底的修正和改造。譬如說,盧梭和康德雖然保留了同意概念,但卻否定了其中的利益或功利等因素,而是僅僅強調和保留了其道德的含義。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非常明確地指出,社會契約,或者更準確地說,原始的社會公約,體現了一種“普遍意志”(general will)。所謂“普遍意志”區別于“個人意志”和“雜多意志”等“特殊意志”,因為它體現的是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而不是個別人和部分人的特殊利益。盧梭甚至將“普遍意志”同“眾人意志”區分開來,因為后者仍然包含了特殊利益,而沒有達到真正的普遍性。[4](P34)

       嚴格說來,盧梭所說的“普遍意志”所體現不是利益,哪怕是“共同利益”,而是一種道德法則或正義,也就是對于每個人的平等自由或權利的普遍尊重和肯定。因此,“普遍意志”以及根據它制定的法律必然排除掉一切特殊的偏好和利益訴求,平等地適用于所有的個人。用盧梭本人的話說,“權利平等及其所產生的正義概念乃是出自每個人對自己的偏愛,因而也就是出自人的天性。這一點也就證明了普遍意志若要真正成為普遍意志,就應該在它的目的上以及在它的本質上都同樣地是普遍意志。這就證明了普遍意志必須從全體出發,才能對全體都適用;并且,當它傾向于某種個別的、特定的目標時,它就會喪失它的天然的公正性,因為這時我們判斷的便是對我們陌生的東西,于是便不能有任何真正公平的原則在指導我們了。”[4](P38-39)因此對盧梭來說,人之所以同意建立社會公約并且服從它,首先不是一種理性的利益計算或功利考量,而是出于對每個人的平等自由和權利的尊重。就這一點來說,同意是一種道德意義的自由意志或良知。

       毋庸置疑,康德不僅在道德哲學上,而且在政治哲學上都受到盧梭的深刻影響。從道德哲學上說,康德同盧梭一樣強調了意志的普遍性,排除了意志的感性和經驗內容,將盧梭的“普遍意志”發展成為一種“善良意志”。這種“善良意志”所意欲的既不是感性的快樂、利益,也不是某種質料性的善或目的,而是一種作為定言命令的普遍道德法則:“要只按照你同時能夠愿意它成為一個普遍法則的那個準則去行動。”[6](P428)康德對意志的普遍性的強調,同樣貫穿在他的政治哲學,尤其是社會契約理論之中。

       與盧梭類似,康德將國家作為一種公共法權的建立追溯到一種原始的社會契約,而這個原始社會契約的主體就是每一個具有自由意志的個人。“這里就是一種源始契約,惟有在它上面,才能在人們中間建立起一種公民的從而普遍有法權的憲政,并確立一個共同體。”[7](P300)在康德看來,這個原始契約的內容必須是每個人都普遍同意的,其目的是保障每個公民的自由或自然法權。在這個意義上,原始的社會契約不僅受普遍的道德法則約束,甚至它本身就是后者在公共政治領域的具體表現和應用。康德還指出,盡管這種原始的社會契約并不是一個歷史事實,而是一種理性的假定,一種“純然的理念”,但這絲毫無損它的正當性和普遍有效性。“這個理念卻具有無可置疑的(實踐)實在性,也就是說,約束每個立法者,使他如此頒立自己的法律,就仿佛它們能夠從整個民族的聯合起來的意志中產生出來,而且每個公民只要愿意是公民,就如此看待他,仿佛他一起贊同了這樣一種意志。”[7](P300)

       總體上說,盧梭和康德排除了經典社會契約理論的一切功利或利益等感性經驗內容,將霍布斯和洛克等哲學家所說的“同意”改造為一種“普遍意志”或“善的意志”。在他們看來,一個人之所以同意訂立并服從契約(尤其是關于建立國家的原始契約),首先不是因為他希望從中獲得某種利益,而是出于他對于每個人的自由或權利的普遍承認,進而言之,出于對于道德法則的服從和尊重。在這個意義上,個人就不再是一個經驗的利益主體,而是成為一個能夠自我立法、具有自律或自由意志的道德主體。

       通過抽空社會契約的經驗內容,盧梭和康德的確消解了以霍布斯和洛克為代表的經典社會契約理論的內在矛盾。但是,這種做法不是沒有代價。既然社會契約被改造和抽象為一種沒有利益訴求等經驗內容的純粹道德法則,那么它如何能夠應用于具體的現實經驗世界,就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這一點在康德的社會契約理論中表現得尤其明顯。在他那里,社會契約不再是一個歷史和經驗事實,而是成為一種“純然理念”,一種“應然”和彼岸的道德法則。這樣一來,如何在更高的層次上將社會契約從這種應然的道德法則重返現實經驗世界,使得前者實現于后者之中,實現二者的統一,就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問題。而這正是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一書的任務。

    盡管黑格爾是作為現代社會契約理論的批判者而聞名,但這種批判并不是完全的否定和拒斥。恰恰相反,黑格爾事實上接受了現代社會契約理論的一個基本前提——自由。對于黑格爾來說,自由是不僅是絕對精神的代名詞,也是人的意志的本質特征。在現代世界中,個體不再是像在古代世界中那樣在自然上屬于一個國家(城邦或共和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進入專題: 社會契約     黑格爾  

    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gp755.com),欄目:天益學術 > 哲學 > 倫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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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云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7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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