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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蘇力:大學里的致辭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544 次 更新時間:2019-07-17 09:43:07

    進入專題: 畢業致辭  

    蘇力  

      

       它好像只有千條的鐵欄桿。

    —里爾克[1]

      

    一.問題的界定


       主要基于當院長時致辭的經驗,本文從修辭學的角度分析和研究當今中國大學里的致辭。

      

       致辭是典禮儀式的一部分,依附于典禮儀式,服從典禮儀式的功能要求:凝聚人心,創造、重申或增強集體感、歸宿感和責任感。用儒家關于祭祀的話來說,大致就是“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2]

      

       如果典禮儀式特別隆重、莊嚴,激動人心,致辭對于大多數參與者就不太重要。60周年國慶慶典,北京奧運開幕式,致辭沒幾個人記得;激動人心且難以忘懷的是令人肅然的閱兵方隊,是萬眾歡呼中點燃奧運主火炬。事實上,許多,特別是初民社會的,典禮儀式就看不到或很少致辭之類的活動;[3]致辭這種典禮儀式上的現象,不僅與語言文字發達的社會相伴——還令人容易想到,可能與科層化治理體制的社會有關。

      

       只是,很多時候,在大學校園,在諸如入學或畢業或院校慶典這樣的場合,受時間、金錢等資源的制約,致辭可能成了典禮儀式的最核心部分。致辭成了喚起參與者的情感認同、實現儀式社會功能的基本和主要的手段。如何才能令致辭起到其應有的作用?問題絕不僅僅是“講個話”,也不是致辭者如何清楚準確表達自己的“想法”,而必須根據典禮的性質和要求,致辭的特點,充分考慮可能影響致辭效果的相關因素,找到可行的說服方式,讓參與者聽進去,獲得他們的智識和情感認同。這就涉及到古希臘傳統的修辭學。[4]

      

       著重號暗示了對修辭有不同理解。一種相對狹窄的理解,今天中國人習慣分享的,認為修辭主要有關文字表達,即為達意傳情而調整適用語詞;[5]因此導致了修辭學研究集中關注修辭的方法和手段。[6]古希臘時期的修辭學集中關注的則是公共場合的演說;關心表達手段,也關心——特別是柏拉圖[7]——表達的內容的真假對錯問題,更關心表達對聽眾的實際影響,關心現場演說的整體實在效果。這個傳統,注重研究演說者、受眾[8]以及兩者間的關系,關注其他可能影響交流效果的重要變量。這是一種廣義的理解。

      

       本文選擇廣義的修辭學視角分析當代中國大學里的致辭問題。不是因為迷信西學傳統,主要因為狹義修辭學實在無法涵蓋致辭的研究。致辭要演說,面對公眾,往往涉及公眾關心的問題,[9]因此不僅僅是狹義修辭側重的情意表達手段,也不僅僅是致辭文本的撰寫問題。僅在遣詞造句上下功夫,不僅未必改善交流,有時還會令受眾疑慮重重。因為自古以來一直都有老子說的“美言不信”的問題。[10]

      

       不少人寄以厚望的說真話,坦誠交流,也不一定保證交流的有效。[11]這只是對表達者提出的個人倫理要求。即使不討論如何檢驗并強制言說真誠這樣的操作問題,也不討論真話是否通向或鏈接真理和善良這類倫理問題,[12]真話也無法保證聽眾接受。孩子就常常感到父母的叮囑是嘮叨;許多真話甚至更令人無法接受;在涉及信念的問題上,人們的經驗似乎自古以來就是“不爭論”。[13]所有這一切都要求,討論致辭的修辭,必須走出遣詞造句,必須關注文本之外影響或可能影響致辭有效性的其他變量。

      

       不只是開放,本文也有限定。首先是,只研究大學里的致辭。致辭只是公共演說中的一種;不同的公共演說,修辭問題也不同,需要分別研究。集中關注大學致辭,地盤小了,卻可能深入;由此獲得的經驗則可能有助于理解和研究其他公共演說中的修辭。

      

       對研究視角也有限定。不是從置身其外的旁觀者、研究者甚或典禮致辭的聽眾的視角,而主要是從致辭者——更具體地說是從院校長的角度,基于經驗和體驗,研究致辭中的修辭問題。即使考察受眾,也是致辭者眼中的,而不是研究者眼中的,受眾。因為,即使面對同一致辭,致辭者,與包括研究者在內的其他受眾,遇到的修辭問題也完全不同。致辭者是當下的行動者,他不僅創造致辭的文本(當自己撰稿時),他還要創造致辭的表達。致辭還往往源自致辭者對特定群體的職責,是公務。而由于這種職責,在一段時間內,致辭者很可能得在時空不同但性質類似的場合多次致辭,思想或內容可以重復,表達卻不能太多重復,盡管這不是一個有實在獎懲支撐的強硬規范。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典禮儀式的參與者、其他受眾甚或通常的修辭學家很難,甚至是無法體會的。

      

       卻也因為這些,注定了本文不只是一位修辭學外行對修辭常識的重復。換個角度看,或許可以說,這也是關于大學致辭的一個反思社會學研究,一個參與性觀察的經驗研究。


    二.受眾


       說話看人,這個道理人人都懂。但在今天大學的致辭實踐中,這方面還是常常出問題。大學里的致辭通常以師生為受眾;但這個受眾并不標準化。可能面對的是新生,也可能是畢業生;有時還有本科生、研究生的區分;校友周年聚會或院校慶,則可能面對校友、各類嘉賓和領導;祝賀外院/校慶典,受眾則是外校/院的師生;如果是學術會議開幕詞,則面對眾多學者。如今致辭還可能,并很容易,以各種方式廣泛流傳,潛在受眾就更廣了。如果不顧致辭的具體受眾,致辭必定缺乏針對性。而一旦“目中無人”,一份抽象看來還不錯的致辭,就可能與典禮儀式的要求不符,與現場受眾特別是聽眾的預期不符,因此是糟糕的致辭。許多致辭之所以令人無動于衷,其實都與此有關。

      

       例如,新生入學時,許多院校長都告誡學生刻苦學習;畢業時,法學院長往往告誡畢業生信守法治,追求公平正義,說些法律人的天職之類的話。當然沒錯。但這些話,在我看來,不是說給學生聽的,更多是說給社會公眾聽的。就拿畢業告誡來說,如果這些話真的重要,院校長一定早就說了,或早該說了;等到畢業之際才說,或重復,貌似語重心長,但如果不證明其昨天的失職,就只證明了其此刻的失語。

      

       這類要求在我看來還更多是偽裝的職業要求,因為難道商人、記者或普通市民就可以不追求公平正義了?每個普通人都向往公平正義,盡管具體界定可能很不同,甚至有沖突。而如果是人人向往,又真的需要叮囑嗎——有幾個父母叮囑孩子“吃飯”的(這還不等于叮囑“好好吃飯”)?再說了,今天中國法學院大部分畢業生最終并不從事狹義的法律職業,另一方面,所有職業又都會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廣義的法律。因此,這類告誡有點無的放矢;不管有意無意,實際都更多是公關,其功能就是向社會宣傳推銷自己(致辭者、法學、法學院或法律職業)多么有職業追求,多么有社會關懷。而一旦致辭著眼點在公關,就一定沖淡了畢業生理應獲得的關注。你不關心我,我又為什么要關心你呢?受眾自然會如此反應。

      

       還有院慶致辭,我看到不少外來致辭者常常不清楚自己是或應向誰祝賀院慶。致辭不是首先致意該院院長,而常常是依照主席臺嘉賓的官職高低,最后才輪到該院院長。這反映的不僅是“官本位”;就話語交流而言,問題是,致辭者不清楚自己該對誰、是對誰說話。這樣的致辭自然容易空泛,甚至沒有內在的邏輯主線和連貫性。

      

       盡管是公共演說,但細想起來,致辭,甚至所有的公共演說,在不同程度,都針對了特定群體,并在這個意義上屬于特定“社區”。[14]從本文開始分析的典禮儀式功能中也可以得出這一推論。在這種意義上,任何公共演說都有、也都得有某種“私密性”。不僅是內容,還涉及語言、用語和口音。奧巴馬用英文,談美國經濟,要求人民幣升值;胡錦濤用中文,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求美元不要貶值太快。有效的致辭,一定要關注致辭的具體受眾,關注他們關心的或他們還沒關心但仍然或可能與之有關的重大問題。從這點來看,普世主義的致辭,由于不附著任何具體社區或群體,很吊詭,恰恰是目中無人的致辭,對任何人都沒有實質意義。

      

       考慮受眾,有些話必須說,有些則不必說。對北大的新生,例如,我就認為,就沒多少必要強調刻苦學習。這種告誡不僅一般不起作用——有幾個父母不這樣要求孩子,但結果很不同。更重要的是,學習一般不是他們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由于強調創新,今天社會對學生也不是那么要求刻苦學習了。能考進北大的,也許不是最刻苦的學生——那些最刻苦的甚至可能沒考上大學,但都聰明;如果不是界定為死讀書、讀死書,學習其實已經是他們的生活習慣甚至是內在需求了。如果還需要叮囑,對這些學生,更應當提醒他們重視自己可能因應試教育受壓抑或被湮滅的潛力和才華。他們當中,至少有些人的專業方向選擇是因為家長和老師的威脅利誘,或是社會潮流裹挾,甚或某個電視劇的誘惑。真正理解和關切學生,理解大學的職責和社會功能,院校長因此應當引導和鼓勵學生發現自己的熱愛,鼓勵他們自我創造,而不是重復告誡刻苦學習,“從一而終”。

      

       這也就是說,在諸如入學或畢業這樣的場合,院校長應盡量避免重復學生早已熟知的普世(換種說法更能看出問題——漫無邊際的)真理。鑒于院校長的責任,也鑒于難得的典禮時刻及其功能,他更應關注,由于種種社會原因,那些當下不為人看重甚至有意遺忘,但聽眾可能受用的社會常識和人生智慧。這也不要求致辭者有什么特別的洞見。太陽底下無新事,致辭者沒有電話專線直通真理或上帝,倒賣些終身受用的金玉良言;但生活畢竟給了他更多、更復雜的閱歷,很可能給了他——至少在某些方面——更開闊的視野。他可以,也有必要,務實地講點人生基本道理,具體形象地限定各種流行思潮的誘惑或膨脹的政治正確。他應當給予的有關道德或理想的告誡,在我看來,只能是這個時代和社會的重疊共識,強調做人的底線;指出其他可能選項之際,也要指出與這些選項相伴隨的可能結果。

      

       這個標準太低了!有人會指責。但說到底,致辭面對的是廣大普通學生;即使有學生希望并可能成為精英,但那也只是少數。而且,天下的年輕人通常不缺乏理想,相反至少有些學生是心高氣傲,恃才傲物,走上社會,常常難得善始,也常常沒有善終。對他們來說,真有針對性的關切或告誡也許就不是火上澆油——鼓勵他們為事業獻身,而是錦上添花——激勵他們為事業而茍活。[15]而當為了事業而茍活時,其實也就是一種獻身。

      

    不是說致辭者完全忽視其他受眾或潛在受眾。隨著交通、通訊的便利和改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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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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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觀察者網20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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