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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文勝:城鎮化進程中鄉村文化觀念的變遷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75 次 更新時間:2019-08-03 08:44:40

    進入專題: 城鎮化   鄉村   文化觀念  

    陳文勝 (進入專欄)  

      

       摘要:快速推進的中國城鎮化正將具有幾千年農耕文明的傳統中國鄉村社會帶入到以現代、后現代為主要特質的“城市社會”,鄉土中國正在被“城鄉中國”所取代,經歷了價值觀念從一元向多元交織演變、道德觀念從“鄉土倫理”向市場倫理演變、習俗觀念從“鄉土本色”向現代性多元演變的過程。對于中國城鎮化這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事件,其中鄉村價值觀念和意義系統的變化,是最為根本性的變化。這種變化的核心,是傳統文化觀念發生了百年以來的變革。這種變革,是中國城鎮化進程中最為深刻的社會變遷。

      

       關鍵詞:城鎮化 鄉村 文化觀念 變遷

      

       快速推進的中國城鎮化正將具有幾千年農耕文明的傳統中國鄉村社會帶入到以現代、后現代為主要特質的“城市社會”,鄉土中國正在被“城鄉中國”[1]所取代。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對傳統社會來說,社會整體變遷意義上的進步莫過于城市社會取代農業社會”[2],對于中國城鎮化這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事件,其中鄉村價值觀念和意義系統的變化,是最為根本性的變化。這種變化的核心,是傳統文化觀念發生了百年以來的變革。這種變革,是中國城鎮化進程中最為深刻的社會變遷。這種變革的實質,換句話說,就是由人身依賴關系為基礎的傳統社會到經濟利益獨立性為基礎的現代社會轉變,由集體主義到個人主義、倫理本位到個體本位的變遷。


    一 價值觀念從一元向多元交織演變


       什么樣的社會價值觀念,必然決定于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在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以農立國的理念所導致的結構松動受阻、人地關系緊張所形成和強化的家本位小農經濟、以地為生的地權結構和以村而治的鄉村治理,共同造就了一種‘人不離土’的經濟形態以及與之相對應的特定文化與價值觀念”[3]。沒有國家權力的下鄉,沒有外在力量的嵌入,社會很少流動與遷移,具有共同的身份或共同的目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邏輯重復著循環的社會節奏,形成了以人倫次序為基礎的差序格局、以“家本位”為核心的“熟人社會”、以“禮治秩序”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價值規范,共同遵守著村莊社會共同體中百年難易的一元化權威倫理。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禮治秩序”中,鄉村必然是一個身份等級的社會而不是權利平等的社會,是一個由少數鄉紳統治而在價值觀上占據支配地位,無疑不是一個價值多元的社會。

      

       而在新中國成立后,全面推進了農業合作化和集體化運動,建立了集體所有制的農村經濟基礎,強調鄉村社會的整合與服從國家,形成了一元化的鄉村治理結構,與集體主義的一元價值觀、整體價值觀、理想價值觀和精神價值觀作為主流價值觀念,而多元價值觀、個體價值觀、世俗價值觀和物質價值觀則完全處于被排斥的地位。[4]特別是在“文革”時期,只有“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論”以及相應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是無產階級的,因而是唯一正確的,集體主義在鄉村社會具有價值觀念的一元性。而其他的都被認為是非無產階級的,是敵對的資產階級毒草,包括自留地、交易自己的農產品或手藝都被視為“資本主義”而被批判和斗爭。集體主義價值觀念的一元性,長期束縛了農民的思想和行動,導致對個性的壓抑,鄉村社會思想僵化,封閉落后。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鄉村實現了從自然經濟的小農社會向商品經濟的現代社會轉軌,鄉村社會經濟條件發生深刻變化,社會流動加快,社會分化加劇,社會價值變遷也加速,鄉村社會的思想觀念隨之發生了結構性的深刻變化。這種空前的大變局,構成了中國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軌的基本內涵和景觀,也就意味著宣告了“小農的終結”。鄉村社會在經歷了現代工業文明的洗禮之后,必然導致去農民化、異質化和多樣化,[5]不僅傳統的小農生產方式被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方式所取代,而且加快了鄉村人口頻繁流動與遷移,社會生活方式處于不斷變化之中,農民不再像過去那樣具有共同的身份、進行共同的生活或勞動[6],從而瓦解了傳統意義上的鄉土社會“差序格局”以及相應的“家本位”鄉村社會共同體與文化基礎,價值觀發生了四個方面的變遷:“即從一元價值觀向多元價值觀、整體價值觀向個體價值觀、理想價值觀向世俗價值觀、精神價值觀向物質價值觀的變遷”。[7]

      

       價值觀念的多元化不僅是社會變遷的基本特征,更是現代化的根本標志。城鎮化進程使現代工業文明滲透到鄉村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尤其是價值觀念和文化領域,使傳統鄉村社會的一元價值觀受到全方位的沖擊。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鄉村社會傳統的集體主義已經被徹底解構,價值觀念的深刻嬗變具體表現在向多元化、個人化、世俗化和物質化的全面轉變。市場經濟以一種決定性的力量,影響著整個社會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心理習慣和愛憎好惡。[8]因為市場經濟必然導致的經濟利益多元化,形成了鄉村社會利益主體多元化,從而必然產生在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上的差異化,推動鄉村社會價值觀念由一元向多元化發展。因而,農民個體的自我認同與理性追求得以凸顯,“更為重視和需要的是對生命、家庭、自由、權利和幸福等價值追求”,安全感和幸福感在農民個體價值觀中的地位不斷上升,“這正是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與個性發展的理想追求的實現”。 [9]

      

       價值多元還促進了鄉村社會的開放與融合,一些在過去不被認可的價值觀念獲得了承認,即便存在著爭議的生活方式,社會的干預也變得了小心翼翼了,說明價值觀念的多元化使社會走向包容和相互尊重。比如鄉村居民曾經把結婚作為重大的人生約定,離婚是不光彩的事情,但是,隨著婚姻自由的意識強化和外出打工的分離,婚姻約定對農民的約束力正在變弱,離婚自由變得更加容易實現。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改革開放后逐漸建構的諸如市場與契約、自由與平等、效率與公平、民主與法治、富強與文明等核心價值[10]不斷在鄉村傳播, “自由”、“個性”、“民主”、“現代化”等詞匯進入鄉村政治價值觀念的話語體系,農民政治上的民主意識不斷上升,規則意識代替了以前的服從意識,權利意識代替了以前的義務意識。特別是民主管理的不斷推進,政府公共事務的透明度、公平度不斷提高,農民的權利意識不斷上升,可以說是中國鄉村社會千年大變局。不要說在鄉紳治理的封建社會,就是在改革開放前,即使是一個大隊支部書記、甚至生產隊長農民都不敢面對。那時的公社干部和大隊干部甚至生產隊長都可以隨意限制農民的人身自由。今天,不要說村支部書記、鄉鎮書記,農民敢于指著他的鼻子罵人,甚至還敢于到縣里、市里甚至省里,直接找縣長、市長、省長對話,這種底氣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的農民所沒有的。[11]

      

       因此,一方面,隨著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民獲得了生產經營自主權,市場化改革的推進使農民又獲得了在城鄉自由擇業的權利,農民在經濟上獨立自主使個人的自主性獲得了一種更優先的道德地位,價值觀念的多元性獲得了一種比農業社會遠為廣闊的發展空間,這是文明的進步。而另一方面,在社會發展的轉型階段,價值多元所產生的價值觀紊亂導致種種社會亂象也是客觀的現實。尤其是發家致富成為鄉村社會主流價值觀,貧窮意味著社會地位的邊緣化,利益觀念不斷強化,鄉村重義輕利、身份等級等傳統觀念,被市場經濟的利益觀念替代。鄉村價值觀念在現代市場利益與傳統道德的沖突影響下,農民的價值準則趨利化與道德市場化,帶來拜金主義盛行鄉村社會。為了賺錢,有整個村莊詐騙的“詐騙村”,有整個村莊賣假貨的“假貨村”,甚至有整個村莊大部分女性賣淫的“小姐村”等等。一些村莊在農村巨變中傳統規范喪失與制約失效,新的行為規范未能夠同步建立,導致村民對物質占有的迷戀,對金錢的崇拜,產生“人格衰退、精神衰退、道德衰退”的社會現象[12]。

      

       相對于農業社會的溫情脈脈,工業社會更多地表現為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利益化,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社會價值觀念的“去道德化”傾向,在鄭杭生看來,由此產生了對現代性的反思,“從滕尼斯到里斯曼的‘孤獨的人群主題’;從韋伯到盧曼的‘鐵牢籠主題’;從迪爾凱姆到默頓的‘社會失范主題’以及從馬克思到弗洛姆的‘異化主題’”,工業社會除了依靠契約與法律來維系之外還應該有一種價值支撐,那么,這種價值來自何處?[13]正如勒龐所言:“以往的觀念雖已殘破不全,卻依然有著十分強大的力量,取而代之的觀念仍處于形成的過程之中,現時代呈現為群龍無首的過渡狀態。”[14]中國鄉村的價值觀由傳統轉向了現代,作為全球人口大國,在現代城市文明和工業文明沖擊下,無疑會發生傳統與現代、制度與現實、城市與鄉村等方面的激烈碰撞,迫切需要引導鄉土文化與現代文明進行有機對接,既留住傳統鄉村文化中的“鄉愁”,又樹立現代的社會價值觀念;既尊重傳統的風俗習慣與鄉規民約,又形成良好的法治觀念,以實現鄉村社會結構與治理結構及其治理體系的現代轉型。[15]

      

    二 道德觀念從“鄉土倫理”向市場倫理演變

      

       道德觀念在調整人與人以及人與社會之間行為規范中發揮重要作用,費孝通將道德觀念定義為:“是在社會里生活的人自覺應當遵守社會行為規范的信念。它包括著行為規范、行為者的信念和社會制裁”[16]。而道德觀念的產生與變化與社會生產生活有關緊密的關聯,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觀念”[17]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中,經濟體制、社會結構、生活方式發生了急劇變化,鄉村道德觀念經受了社會轉型的巨大沖擊,經歷著從“鄉土倫理”向“市場倫理”演變的進程。

      

       鄉村是中國文明發展的根基,“中國的文化、法制、禮俗、工商業等,無不‘從鄉村而來,又為鄉村而設’”[18],因此,“家庭和鄉村,構成了中國倫理精神的兩大源泉”[19]。中國的道德傳統歷經數千年,形成了以農業社會的儒家思想為倫理價值核心的道德體系,“家國一體”、“重義輕利”、“推己及人”、“尊老愛幼”、“勤儉持家”、“和順齊家”等道德準則,維系著鄉村社會和家庭的秩序,這一道德體系以鄉村為基,為鄉村所遵從,具有濃厚的“鄉土倫理”特性。

      

    中國成立后,在社會主義改造與社會主義建設中,“社會新道德建設穩步展開”,“集體主義原則和愛國主義、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愛公共財產等新道德規范”[20]得到弘揚,并深入鄉村社會逐步為農民所接受,并隨著人民公社制度建立、鄉村生產力的發展和移風易俗的行動而不斷強化,從而“促成了鄉村社會主義倫理道德新格序的建立”[21]。但在“文革”期間極“左”的“破四舊”運動中,鄉村傳統道德受到批判,“造成了農村社會的觀念混亂”、“社會主義新道德更受到嚴重扭曲”。這一時期處于計劃經濟體制下,鄉村經濟發展落后、社會相對封閉,“鄉土中國”的特征未得到有效改變,鄉村傳統道德規范“仍然在相當程度上是大多數農民的基本道德原則”。[22]可以認為,鄉村道德觀念仍然處于“鄉土倫理”的范疇之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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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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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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