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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趙世喻:20世紀歷史學概論性著述的回顧與評說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44 次 更新時間:2019-08-05 00:03:44

    進入專題: 歷史學概論性著述  

    趙世喻  

       一、歷史學概論性著述在中國產生的背景

      

       一般而言,歷史學的概論性著述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應運而生的,即歷史研究或歷史編纂已成為一個體系比較嚴謹、方法比較成熟的學科,同時歷史學家也成熟到可以對歷史編纂、也即史學的自身優劣進行反思。在中國古代的史學史上,也有像劉知幾《史通》和章學誠《文史通義》這樣的縱論性或概論性著作,它們對歷史編纂、歷史認識、史學批評等歷史學科本身的問題進行總結,而非對客觀歷史事件、人物、過程進行描述和分析。因此從史學理論和歷史理論的角度說,上述著作無疑是后來的史學概論性著述的前驅。

       但嚴格地說,在整個世界的史學史上,歷史學的概論性著作為人們所需,是歷史學學科科學化的產物,對歷史學的基本問題有所認識,有所思考,是職業歷史學家必備的首要條件。《史通》和《文史通義》等著作都是從史學批評的角度切入,而非從正面進行論述,系統性也不足,特別是二者以分析批判歷史研究作品為主,對歷史學本身問題的論述比較間接。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史家當時面臨和思考的問題和以后多有不同,另一方面它們畢竟是個人的專論,而非用于指導史學研究入門者的教科書。

       19世紀,西方的史學開始制度化和專門化,這是歷史學科學化努力的必然結果。一些學者受自然科學探索規律成功的鼓舞,認為歷史學通過嚴格地檢驗史料和客觀中立的態度,也能夠上升到科學的行列之中。特別是它仿效自然科學,把自己同其它一些以前經常糾纏不清的學科分離出來,在大學或研究機構中有了自己獨特的一席之地。為了使自己確實配得上“科學”的稱號,為了使自己在學科的理論和研究的方法等等方面的確有別于其它學科,歷史學就必須對自己的歷史、性質、對象、特征、內容、功能、方法等許多問題進行系統的思考和回答。也就是說,出于歷史學的職業化和專門化的需要,出于對后代學人的培養的需要,這種概論性的著作便應運而生了,比如德國史學家伯恩海姆的《歷史方法教程》(1889)、法國史學家朗格魯瓦和瑟諾博斯的《歷史研究導論》(1898)等等便是(注:關于西方史學這方面的情況,可參閱伊格爾斯《歐洲史學新方向》中譯本華夏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1-29頁。)。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的史學也在醞釀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一方面,伴隨著民族民主革命的深入展開,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如梁啟超等也號召進行“史界革命”,其《中國史敘論》批判舊的“君史”,號召改造中國歷史的編纂。在這方面率先出現的成果是夏曾佑、劉師培各自撰著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修史觀念的徹底改變,造就了人們對于歷史觀念、史家思想的重視,人們開始重視歷史學的主體部分的問題。比如梁啟超的《新史學》就已經開始探討“史學之界說”和什么是歷史,在其它著作中也涉及到歷史研究的目的、方法等等。另一方面,戊戌變法后建立起來的京師大學堂,以及由此而陸續出現的新式高等院校,確立了包括歷史學在內的新式學科教育體系,需要把什么思想或什么知識教給學生,通過專業教育和職業訓練培養出什么樣的史家,而要做到這一切需要借助什么手段、采用什么方式,都成為具有新思想的歷史學家面對的重要課題。

       但是,對于人類在認識歷史過程中出現的種種重要問題,而在這些問題中,又有哪些是最基本的問題,需要歷史學研究的人門者去把握,在當時的中國,就多數人來說,還是思考較少的一些新問題。于是,從國外已有的成果中引進,便成為一條有效的捷徑。如梁啟超所說:“壬寅、癸卯間,譯述之業特盛,定期出版之雜志不下數十種。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數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注: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二十九,東方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89頁。)在這股浪潮中,在翻譯介紹的史學作品中,除了某些具體的歷史研究作品、比如某某文明史以外,最普及、也最有影響的就是這類史學概論性的著作了。

       1902年,留日學生汪榮寶在《譯書匯編》的“歷史”欄目中,發表編譯的《史學概論》(注:汪榮寶:《史學概論》,見《譯書匯編》第9、10期,1902年12月10日、27日,關于此書情況,參見俞旦初:《20世紀初年中國的新史學思潮初考》,《史學史研究》1982年第3期,第56-57頁。)。其中自稱,“本論以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為粉本,復參以浮田和民、久米邦武諸氏之著述及其它雜志論文輯譯而成,所采皆最近史學界之界說,與本邦從來之習慣大異其趣,紹介于吾同嗜者,以為他日新史學界之先河”。而坪井九馬三的這本《史學研究法》在序中則稱:“史學之研究法,其由來已久,而成書者甚少。在英國有弗里曼氏……。繼之,德國有伯倫漢氏出,人稱窮盡研究法。法國之塞諾波氏等祖述之,每每在我國人間流傳。”其中坪井提到的伯倫漢和塞諾波,就是我們前面提及的伯恩海姆、瑟諾博斯及其著作(注:朗格魯瓦與瑟諾博斯:《史學原論》,李思純譯,商務印書館1926年出版。)。

       除了坪井的《史學研究法》以外,汪榮寶還提到浮田和民的著作,那就是后來有很多譯本的《史學原論》。該書分8章,分述歷史學的性質、范圍、定義價值,以及歷史與國家、地理、人種等等之關系,歷史大勢及研究方法。它在1897年尚屬日本國內的講義,但在1902到1903年之間,竟有6種譯本問世。當時日本學者把西方剛剛推出不久的史學概論性著作迅速轉介入日本,受到中國留日學生的注意,于是又迅速譯介到中國。雖然經過間接的介紹翻譯,又被介紹者加以編輯修改,但西方歷史學界的最新成果,其學術專門化和職業化的最初結晶,能在數年或十數年被輾轉引進中國,速度之快也是驚人的。這無非說明,處在劇烈變革之中的中國思想界急需新的養料,剛剛呱呱墜地的中國新式歷史教育體制也嗷嗷待哺。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自20世紀初開始,中國史學界就出現了許多歷史學的概論性著作。在辛亥革命之前,這類文章或著作就有1902年鄧實的《史學通論》(注:連載于《政藝通報》第12、13期。1902年8月18日、9月2日。),有1903年橫陽翼天氏(曾鯤化)的《中國歷史·首篇》(注:其中包括歷史大勢、歷史要質、地理、人種等概論性內容,見俞旦初前引文,第60頁。),有1907年呂瑞庭、趙征壁的《新體中國歷史·敘論》(注:其中包括歷史的范圍、種類、與國家、地理、人種之關系等內容,參見俞旦初前引文,第61頁。)。更重要的是,這類著作已經登堂入室,成為歷史教學中的課本,如1904年屠寄編有《中國史學通論一編》,陳黼宸編有《中國史學通論續編》和《三編》,其中頗有史學概論性的內容,被作為京師大學堂史學科的講義。由京師學務處官書局印行;又如1909年曹佐熙的《史學通論》(本書內容留待后論),也是作者在湖南中路師范的歷史選修課上的教材。

       于是,這類著作不僅作為宣傳進步民主和科學的歷史觀、以及作為改造舊史學、建設新的史學思想的武器而登上歷史舞臺,而且成為培養新式歷史學家所需要學習的重要內容和職業訓練的必備“技藝”,這時,歷史學概論性著述的撰寫和出版,便一發不可收拾,而且取得了相當不俗的成就。

      

       二、1949年以前歷史學概論性著述概觀

      

       (一)關于歷史學概論性著述的目的

       從一開始,歷史學的概論性著作就具有兩個目的:一是講述關于歷史學本身的和關于客觀歷史的基本理論問題,其中又以前者為主,這是史學概論中“史學”和“論”的意義;二是給初學歷史的人一個基本的指南,讓他們了解什么是歷史和歷史學,學歷史有何意義等等,這則是史學概論中“概”的意義。目前所知最早的此類著作,應是曹佐熙于1909年出版的《史學通論》,其宗旨在于“究心史道,探賾索隱,原始要終,陶冶古近中外百家之言,以自成科學”,意思當然是以前一個目的為主。

       講第二個目的的如盧紹稷的《史學概要》(注:盧紹稷:《史學概要》,商務印書館史地小叢書之一種,1929年出版。)。作者在“序”中說,“大凡研究一種學問,必先知門徑。……吾人研究史學,若不先知門徑,何能承先啟后乎?此現今學校(指高中與大學)之所以皆有‘史學概要’、‘歷史研究入門’,或‘中國歷史研究法’一類學程之開設也”。“唯關于此類著作,今尚寥若晨星,目下滬上各書局所出版之史學書籍,大都是僅論史學中研究法或與科學之關系一部分,均不能使初學者得一史學之概念。作者鑒于中文史學教本之缺乏,一般學子修習不便,為史學發達之障礙,乃編著是書,以應學術界之需要。其主旨在灌輸讀者以史學之常識,并指示研究歷史之門徑。”

       但無論是以哪個目的為主,這一時期的同類著作都以談“史學”為主要研究或介紹對象,這是這些著述的最大共性。1924年,李大釗出版了《史學要論》一書,這是中國史學史上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撰寫的第一部歷史學概論性著作。該書次第論述了“什么是歷史”、“什么是歷史學”、“歷史學的系統”、“史學在科學中的位置”、“史學與其相關學問的關系”、“現代史學的研究及于人生態度的影響”等問題(注:李守常:《史學要論》,見《李大釗史學論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194-247頁。),集中探討史學理論的基本問題。

       1925年,上海大東書局出版了徐敬修編著的《史學常識》一書(注:筆者所用是該書的1928年版,這已是該書的第5版,可見此類書籍的受歡迎程度。)。從書名來看,這顯然是為初學者提供的入門書,共68頁,約2萬2千字。作者在提要中明確指出:“而所謂史學者,則尤在能區其種類,辯其體裁,明其法則,揭其旨歸,以及推究歷代變遷之故,而會通其精神。”其書首章“總說”中述及“史學之意義”、“歷史之范圍”、“歷史之種類”和“史學之變遷”。以后各章分述中國歷代史學史、分體裁介紹中國古代之史書以及治史的方法。雖其內容側重中國史學實踐,觀念略嫌傳統,但著眼點仍在史學上。其它同類各書,概皆如此。

       為什么在這樣一個時代,史學(而非歷史)的問題得到了空前的重視呢?為什么傳授基本知識的教科書也都要涉及這方面內容呢?或者說,在歷史教育中,為什么要凸顯史學的地位呢?

       胡哲敷所著《史學概論》為上海中華書局的“中華百科叢書”之一種,該叢書主編舒新城明確地說,“我們發刊此叢書之目的,原為供中等學生課外閱讀,或失學青年自修研究之用”。要求叢書作者把握“日常習見現象之學理的說明”、“取材不與教科書雷同而又能與之相發明”、“行文生動,易于了解,務期能啟發讀者自動研究之興趣”。就是在這樣一種通俗或啟蒙讀物中,胡著《史學概論》也明確提出:“史學的研究,至今日頗受一般學者的重視:舊史如何整理,新史如何創制,都要待史學家的研究與指導。這件事可算是新時代的一個要求。”我們常說中國史學的自覺,其實當人們逐漸把目光從“客觀”的歷史轉移到史學上的時候,便是史學自覺的重要標志。

       “從前總以為歷史不過是過去的帳簿,讀歷史亦不過是增加若干文章材料,不然便是拿過去的事,來做現在的模范,讀史的人,編史的人,都差不多一代一代的因襲規模,無多更進。一般學者亦泰半只知注意史的本身,而鮮注意及史學。史,是過去成績的記載;史學,是指導如何記載此成績的方向路徑,使之生動切實,以指導人生,指導社會,使過去的成績與未來的世運,同在進化圈上長足進展,這才是人類所以要有史的意義”(注:胡哲敷:《史學概論》,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出版,“序”,第1-2頁。)。當人們從注意史轉移到注意史學的時候,史學的功能就可能從傳統的“資治通鑒”擴大為對社會和人生的指導,就會從帝王術變為人類個體和集體健康進化的啟迪書。因此,重視史學,使學史的人從懂得史學開始,是科學與民主的思想普及,剝開舊史愚民偽裝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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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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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史學理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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