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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趙世瑜 張宏艷:黑山會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與民間社會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828 次 更新時間:2019-08-05 00:07:40

    進入專題: 黑山會     宦官政治     民間社會  

    趙世瑜   張宏艷  

       內容提要:關于明清時期宦官的研究,以往史學界多從政治史的角度入手,探討宦官干政及其與皇權的關系。本文從黑山會這樣一個宦官的祭祀組織出發,探討他們塑造剛鐵這樣一個宦官祖神的意義,從新的角度理解宦官政治,并進而探索宦官與京師民間社會的關系,以及他們在宮廷與民間社會之間的中介角色。

       關 鍵 詞:剛鐵  黑山會  宦官政治  民間社會

      

       明代的宦官干政之重,與清代宦官的束手,恰成鮮明對比。但無論明清,由于宦官的出身、來源和所處的社會地位,使他們具有比較獨特的社會身份,既與宮廷顯貴、又與民間社會有著密切聯系;他們在組織形式、意識形態等方面也與民間社會有許多相似之處。本文試圖擺脫以往對宦官所進行的政治史研究——即注重宦官干政及其對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干預,而以一個個案為引子,對明清宦官的問題從社會史角度做一點探索。同時,我們也可以透過民間祭祀組織形式與活動,發現宦官政治的一些新線索,達到“自下而上”反觀歷史的目的。

      

       一 剛鐵的故事

      

       1949年底,新中國政府在北京籌建烈士公墓,墓址確定在八寶山。那里原有一座褒忠護國寺,當時還住著許多宦官,所以當地人俗稱其為“太監廟”。選址的干部曾向一個宦官詢問這處所在的來歷,后者回答說,明永樂時因司禮太監剛鐵之墓在此,故賜建祠廟。查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中,正有跨度為明清延至民國的約23通碑刻資料提及這個明代宦官剛鐵,以及與他有關的宦官組織黑山會,成為我們講述這個故事的基本憑依。

       據碑文所載,剛鐵其人乃明朝開國元勛,初侍從太祖朱元璋征伐,繼而隨成祖朱棣靖難有功,死后官葬黑山會,歲時享祭,并建有祠廟——護國褒忠祠。自明至清,宦官對剛鐵頌揚奉祀,對護國褒忠祠屢加修繕。在這里留有諸多我們熟知的宦官和朝臣的名字以及他們和民眾的活動軌跡。然而恰如香港學者梁紹杰撰文指出的那樣,在碑文中得到高度評價、并得到明清兩代宦官煙火不斷地崇祀的剛鐵,在明代卻不見經傳,碑文中對他的描述或與史實不符,或根本無從查考。徐階在碑文中懷疑是“謀夫勇將以及心膂之臣,往往有史氏所不及載”的緣故,而劉若愚則在《酌中志》中懷疑是大內誤祭了遼代的“番將軍”。以至梁紹杰假設剛鐵有可能是一個虛構的人物,事跡則可能取自史傳多見的永樂朝宦官狗兒王彥,紀念他的褒忠祠成為類似宦官的“祖庭”。而這個造史的過程,大約始于嘉靖,出自當朝宦官對嘉靖裁抑宦官的反彈(注:參見梁紹杰《剛鐵碑刻雜考——明代宦官史的一個謎》,載趙令揚審訂、梁紹杰輯錄《明代宦官碑傳錄》,香港大學中文系,1997年,314頁。 同名論文曾載《大陸雜志》91卷5期(1995年11月),9—25頁。本書由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陳學霖教授寄贈,特致感謝。)。

       除了一些有關北京的地志的簡略記載之外,上述23通碑記是講述剛鐵及黑山會故事的主要資料(注:據上書,梁紹杰只輯錄了有關的16通碑刻,其未加輯錄和利用的7 通分別是:清同治九年《白衣庵碑》(白衣庵為黑山護國寺之下院,在今阜城門內白塔寺南能仁胡同)、同治十二年《重修黑山會護國寺碑記》(潘祖蔭撰)、光緒七一十二年《護國寺題名碑》、光緒二十年《故宦官題名碑》、宣統元年《剛鐵祠碑》、宣統三年《張蘭福感德碑》和民國三十六年《信修明自述碑》。均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3冊,213頁;第84冊,52頁;第90冊,208頁;第87冊,87頁;第90冊,9、112頁;第100冊,115頁。)。據明刻《剛鐵墓碑》,上書“洪武年開國元勛正承奉剛鐵之墓”,估計為較早的碑(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53冊,41頁。),此碑并未明確將其與朱棣聯系在一起。據劉若愚《酌中志》載:“京師墨(當為黑——作者注)山會地方有贈司禮監太監剛公諱鐵之墓焉。……按,剛太監墳,大冢一,其石碣差古,書‘燕府承奉正剛公諱鐵之墓’;又一碑差大,稍新,則書‘贈司禮太監某之墓’,概似后人所立者……”(注:劉若愚:《酌中志·見聞瑣事雜記》,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204頁。 )此處所記則把剛鐵與朱棣聯系起來了。按洪武三年設王府承奉司,有承奉一人,承奉副二人;洪武四年申定王府官制,承奉正正六品,副正七品(注:見《明史·職官志三》、《明太祖實錄》卷64,洪武四年四月己丑條。)。一般來說,墓碑上所書官職應為墓主最后和最高的官職,因此即使剛鐵確有其人,他在生前也不會擔任過司禮監太監(注:對此,劉若愚已有質疑。他說:“近年修墳所勒碑文皆曰公有靖難犁庭等功,按碣稱‘承奉正’,是成祖未正大位時公先卒矣。若果有靖難犁庭等功,則自有別銜,豈仍以‘承奉正’勒碣乎?”見劉若愚《酌中志·見聞瑣事雜記》,1994年,204頁。)。

       另外一件有意思的事是,洪武六年六月乙卯,朝廷任命內官金麗淵為秦王府的承奉,李清為承奉副,劉壽、吳祥、劉旺、潘亨為晉王、燕王、楚王和靖江王府的承奉副(注: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90《中官考一》,中華書局,1985年,1722頁。)。這應是首次任命王府內官,其中只有秦王府任命了正副承奉,其它四府僅有承奉副,而燕王府的承奉副為吳祥,剛鐵之名未列其中。

       有明確年代記載的第一塊碑是明弘治八年的《重修黑山會墳塋碑》(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53冊,35頁。),從碑額來看,只不過是個墓地的記事碑,與剛鐵的關系還不大,但就是在這里,出現了“處永樂年間開國元勛、司禮監太監剛公鐵葬于是”的說法。直到嘉靖十年的《重修皇明故司禮監太監剛公墓記》中,剛鐵的事跡才突然豐富起來,記述了他的交阯血統,洪武時“參侍帷幄”,常從太祖征伐,后封為燕王府承奉,曾隨朱棣起兵靖難、征漠北,被提升為司禮監太監等等故事(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54冊,191頁。)。太祖親自參加戰斗到吳元年(1367 年)后 就基本上絕跡了,此前他身邊是否已有交阯籍的宦官還是疑問。以后,萬歷元年楊博所撰《重修黑山會司禮監太監剛公護國寺碑記》中,又增加了他在靖難之役中“親犯矢石,首擒平保”及隨成祖“北征瓦剌,智壓陽和”的細節(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57冊,3頁。)。所謂“首擒平保”,應是指靖難之役中奪取永平、 保定的戰役;而“北征瓦剌,智奪陽和”,應指永樂十二年成祖親征瓦剌,但陽和之役似未見于史載。有趣的是,此碑文中并未提及剛鐵在太祖時的任何事跡。

       附帶說,交阯籍的宦官一般是永樂以后征入宮內的。“范弘,交阯人,初名安。永樂中,英國公張輔以交童之美秀者還,選為奄,弘及王瑾、阮安、阮浪等與焉”(注:《明史》卷304 《宦官一》。關于著名的宦官興安、陳謹、金英以及謝徠、梁端等人的籍貫,《明史》俱缺載。查他們的碑記,知道他們都是永樂五年前后來自交阯的。),這當然指的是永樂五年至十二年前后征交阯的事。如果剛鐵與此有關,那么就與太祖朝事及靖難、北征等事沒有干系了。

       除此兩碑之外,其余各碑對剛鐵其人其事只是蜻蜓點水,一帶而過,談的更多的是當時的宦官如何修復這個特殊的地點,實為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有徐階所撰《護國褒忠祠記》解釋說,“而前碑不克詳其事者,由史事之遺之也”(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56冊,139頁。),也暗含懷疑之意。我們遍檢各碑,發現只有5通碑把剛鐵與太祖朝聯系起來:附弘治八年后《剛鐵墓碑》,上刻“洪武年開國元勛正承奉剛鐵之墓”;嘉靖年間《剛鐵墓碑》,上刻“洪武開國元勛司禮太監剛公諱鐵之墓”;嘉靖十年《重修皇明故司禮監剛公墓記》、嘉靖三十年《黑山會護國寺碑記》亦載,“皇明洪武開國元勛司禮監太監剛公祠墓”;及萬歷二十年《黑山會重修護國寺剛公祠堂碑記》,其中王家屏撰文中有“時則有若剛公者,始從高皇帝廓清中原”之句。其余各碑都只提他與太宗朝的關系。可以說,碑記撰者對于剛鐵的來歷出身實在沒有把握,大約謹慎一點的人認為將其與永樂朝聯系起來更可靠些。

       梁紹杰根據信修明回憶錄提供的線索:剛公“小字狗兒”,找到同樣名為狗兒的明初宦官王彥。他將萬歷元年《黑山會司禮監太監剛公護國寺碑》所載剛鐵事跡同王彥事跡進行類比,得出結論,剛鐵事跡絕類王彥:“在目前我們所能考見的成祖內臣中,的確也只有狗兒的功績,可以與各碑所述剛鐵的勛勞匹配。”同時,“輯錄者推測剛鐵實無其人,至于他的傳聞,是以狗兒的事跡作藍本堆砌出來的,跟云奇一樣,大概都是嘉靖年間的宦官刻意塑造出來的。”(注:梁紹杰《剛鐵碑刻雜考——明代宦官史的一個謎》,302、68頁。 )他猜測“剛鐵”只是個“托名”,但究竟是誰的托名,就語焉不詳了。

       顯然,剛鐵絕不會是王彥本人的托名,因為王彥的葬地就在北京昌平的桃谷口,還在那里修建了規模很大的寺院,賜額廣寧寺,并由“三楊”之一的楊榮撰寫碑記(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51冊,100頁。),完全沒有必要借剛鐵和黑山會來傳名。 綜合來看,剛鐵事跡與王彥相類的亦不過是籠統的“親犯矢石”、“北征瓦剌”、“功高無匹”等,而具有如此勛勞的明初內官不僅王彥一人。如果與碑文中所記剛鐵的功勞做簡單地比附的話,在靖難之役及北征蒙古過程中戰功卓著的宦官還有劉通、劉順兄弟,王安、鄭和、孟驥、李謙、云祥等多人。另有趙琮“早以俊秀,于洪武間選入內府,侍太祖高皇帝,小心慎密”,在太宗時又“隨駕征迤北,命公前鋒”(注:《明故神宮監太監趙公墓志銘》(劉宣撰),載梁紹杰前引書,31頁。),生平事跡都有詳細記載。相反,凡記述剛鐵的事跡皆似是而非。如“勸上恭默求賢”,使成祖得姚廣孝,于史無征;說他在靖難之役中“首擒平保”,不知究竟何指;至于說他“北征瓦剌,智奪陽和”,當時明軍出萬全向西北行,在今烏蘭巴托以南(忽蘭忽失溫)與瓦剌交戰,而陽和口在京師正西,大同以北的長城線上,明在此設陽和衛,是自己的地盤,不可能有“智奪”的說法。

       另有一個故事也強化了剛鐵在靖難之役及北征蒙古中的武功。崇禎時人劉侗、于奕正所著《帝京景物略》記載:“鐵從長陵靖難,把百斤鐵槍,好先登陷陣。槍今存寺中。”(注: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6《罕山》,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279頁。)到清康乾時勵宗萬《京城古跡考》中載,“惟有剛鐵墓,則享堂畫像戎裝,旁植鐵叉,長曰一丈,重八十余斤……僧云:‘鐵叉久貯庫,此照式鑄立,以表厥勇者’”(注:勵宗萬:《京城古跡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21頁。)。劉、于二人將黑山會的地點搞錯,足證二人并未親歷其地,對此,梁紹杰已經考證。使百斤重的鐵槍更是神話。況且此槍在清初已然不存,“至(康熙)二十年,所用器物一件皆無”(注:《京城古跡考》,21頁。)。康熙二十五年馬騰蛟為會首,“獨捐己資置辦諸樣器物”,其中就有“弓箭一副架全,三股叉一柄架存”(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65冊,182頁。)。 可見勵宗萬日后所見、和尚言之鑿鑿的東西乃是后人新造,槍也變成了叉。

    所以,除了嘉靖十年《重修皇明故司禮監太監剛公墓記》之外,其余碑刻文字的名稱都是祠記、寺碑記,而不像別的宦官留下的都是墓志銘或者墓志、墓表;所針對的對象主要是這個地點及建筑物,而非這個人。看起來,如果剛鐵確有其人,那他要么是一個極其神秘的人物,要么就是一個完全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或者干脆并無其人。假如是神秘人物的可能性不大,那么不見經傳和無其人對我們的意義都是同樣的。這樣,附會在他身上的所有事跡便是從明初諸多宦官功臣那里綜合而來的。后代宦官利用記載不詳的剛鐵,編造出利于自己的故事,逐漸形成了一個近乎完美的元勛神話。然而故事有不同的版本,各版本所宣揚的重點不盡相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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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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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歷史研究》200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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