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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劉大先:晚清民國旗人社會變遷與文學的互動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4 次 更新時間:2019-08-05 23:26:00

    進入專題: 八旗制度     旗人文學     身份認同  

    劉大先  

       內容提要:晚清至民國的旗人文學伴隨社會時勢變遷經歷了三次轉型:一是從鴉片戰爭之后到甲午戰爭之前盡管已經出現了對于帝制王朝及其意識形態的猶疑與焦慮,但依然葆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自信,并體現在文學書寫的想象性紓解之中;二是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前后,旗人群體在民族主義話語中出現分化,伴隨著新興媒體的崛起和底層旗人社會位置的變化而帶來關注民生的啟蒙式書寫,既有懷舊式的認同,又有向往革命的追求,由此帶來了寫實的美學風格與通俗的白話技巧;三是民國初至1949年間,旗人作為職業性為主的族群向現代國家里的少數民族“滿族”的轉化,這中間經歷了對于從文化民族到政治民族、從滿洲認同到“中華民族”認同的重塑。作為文學史的側面,旗人文學的嬗變生動地顯示了近現代中國轉型里多元族群分化重組的歷史過程和心理過程。

       關 鍵 詞:八旗制度  旗人文學  身份認同

      

       在一般歷史敘述和文學史斷代中,1840年被視為近代史的節點,此后一百余年正是中國從“天下”式的王朝帝國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的大變革時代,歷經抗御外釁、內部自強、保教保種、維新革命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與獨立,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在歷史行進的曲折過程中,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秩序都發生堪稱天崩地裂的“整體秩序變動”(upside down)①。“中西古今之爭”的結果是啟蒙現代性在中國的展開,同時并行的是價值觀念的重構,“文學”的觀念和敘述相應地發生了一系列形式、技法和理念的演進,進而形成今日關于文學的知識型構、美學范例、評價典律。此段時期的中國文學,在近代文學研究和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術脈絡中,已經積累了豐厚的資料與成果。本文選擇旗人文學作為對象,則接續并開拓少數民族文學學科中相關滿族文學研究的路徑,試圖在近現代文學斷裂、賡續、傳承、新變的既有論述中引入較少為人專門關注的旗人文學現象與文人群體,以期補苴罅漏,形成更為完整的近現代文學史圖譜。想要提出并且試圖解決的問題是,在急劇變化的時代,旗人如何通過想象與表述界定自己的身份,從而在變動的秩序中定位自身,融入到不斷發生裂變的社會之中。這個過程與怎么樣確立一個現代中國,以及中國人在近代以來全球秩序重組的過程中如何認識自我密切相關。

       旗人在有清一代具有統治族群的特殊性,而旗人文學的嬗變則生動地映現了近現代轉型里中國多元族群分化重組的歷史過程和心理過程。自努爾哈赤在17世紀早期開始建立起軍民一體的八旗制度,經過一個半世紀的發展,旗人與帝國之間家國一體的聯系得到固化。清順治年間開始實行旗民分治②,以八旗制度統轄旗人(其內部構成又分為滿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而“首崇滿洲”;而族裔來源則包含了滿、漢、蒙古、庫倫、維吾爾甚至俄羅斯等多種族群),以州縣制度管理民人(主體為漢人,包含其他少數族群)。這使得旗人成為一個多族群的融合體,較少種族含義而更多職業身份的意義。八旗制度不僅僅是帝國統治與控制的基礎之一,而且同旗人的切實利益、風俗習慣、倫理人心及意識形態緊密聯系在一起。旗人與八旗制度之間彼此建構,通過征戰將東北、西北、西南疆域統一,使得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聯合,讓長城南北、塞外絕域皆成“中國”,定鼎后以理學為基礎,將原族群的薩滿文化因素融入,形成了既接續中華文化“大一統”的主流正統(道、學、政一體),又保留了制度性與族群性要素并行的特征,漸至形成了一種半封閉半開放的“旗人社會”及其文化。

       這里涉及到的“旗人”概念,常與“滿洲”、“滿人”、“滿族”交織在一起,需要略作辨析。“滿洲”早先是女真部落集團的組成部分之一,元明時期還只是女真的屬部,直到努爾哈赤起兵反明、統一女真各部,滿洲部落坐大。1635年皇太極明確恢復“滿洲”族號以實現民族認同,于是該詞就“從專屬于某一小民族的族稱成為其統治之下其他小民族的共同的稱號”③。“旗人”和“滿洲”以及晚清才出現的“旗族”雖有重疊,但并非同一內涵,它們都是復雜的人群聯合體,二者交叉重合,卻又無法等同劃一,并且各自隨著歷史的進程而演變。④在清代和民國,在日常和書面語中也常用“滿人”指代“旗人”和“滿洲”,這些詞語與后來才誕生的“滿族”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傳承關聯,但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中,需要還原到其源起語境中去看。⑤“滿洲”因為1930年代偽滿洲國的歷史污名問題,后來較少使用,而“滿族”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內部的少數民族概念,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經由民族調查、識別與命名,并由憲法錨定下來。“滿族”與“滿洲”、“旗人”有傳承的延續性,但在歷史敘述中將后二者用“滿族”來指稱,卻是后來歷史書寫中往前追溯的結果。

       晚清七十年與現代民國三十年是“旗人”向現代少數民族“滿族”轉化的一個世紀。八旗制度在這個時候顯示出它的弊端:“一種社會的制度構成了社會的子宮,個體就在其中成長和社會化,結果,制度的某些方面被反映在他們自己的人格之中,其它的方面對于他們似乎就是人類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外在條件。傳統的制度使社會生活穩定化,但也導致了僵化性,這種僵化性使社會生活很難適應條件的變化”⑥。最為突出的無疑是困擾著有清一代后半段始終的旗人生計問題。盡管艱難,但細微的轉化從19世紀上半葉嘉慶道光年間民人涌入原本只許旗人居住的北京內城時就已經展露苗頭⑦,除了在政治、經濟、體制上的直接反應之外,在文學書寫中也以隱蔽的方式顯現出來,關涉到歷史時勢變遷中旗人的政治身份和文化認同的嬗變,美學觀念與語言技法的更新。已經接受儒家理學正統意識形態的旗人一步一步從帝國王朝認同于文化民族的子民,轉化成現代政治國家中少數民族的一份子,它具體化為旗人文學中從旗人生計到滿漢關系,從文化氛圍到價值觀念,從“排滿”浪潮到身份凸顯,從遺民情緒到愛國激情的書寫當中。旗人文學顯示出日趨改變的意識觀念與情感結構,并且通過心象的主觀方式參與到文化實踐當中,與外部社會、政治、體制和文化的整體結構變遷形成既有同構又有辯難的互動,顯示出文學在歷史中的能動力量。這種力量看似細若微塵,卻又綿延不絕,對于確證旗人自我身份乃至整個中國在變化了的世界局勢中的認同有著難以令人忽視的認知功能。

       按照關紀新的歸納,19世紀以后,“滿族由一個尚武民族向文化民族的過渡,至嘉、道年代格局概定”⑧。從“尚武”到“重文”的群體性趨向,不啻是“民族精神”的一大轉變。但是這個“文”顯然不是滿洲的文化,而是接受漢文化正統后的新產物,從文學上來說,不僅意味著漢文的廣為采用,也是對附著在漢文表述背后的一系列美學、文化與價值觀念的接受。這種過渡在乾隆盛世時就讓統治者感到了族群特質失落的威脅,因而乾隆晚年的一系列文化工程,如《滿洲源流考》⑨《欽定八旗通志》⑩,一方面是文治武功的展示,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強化建構旗人與滿洲文化認同,而之所以要強調滿洲認同,恰恰是緣自滿洲特質的弱化。這種意識形態的努力起到了部分作用,但就文學而言,儒家詩文正統始終是主流,詞曲小說也基本從屬于宋元而下的漢語文學傳統,體現在旗人精英的書面文學那里。旗人文化只是作為亞文化進入到主流文化之中,滲入到八旗下層官兵那里興起的子弟書、八角鼓等曲藝樣式之中。兩者結合,形成了一種閑適輕逸、精致娛樂的、具有“民族性”意味的旗人文學特征。

       此種“民族性”不僅僅是旗人所專有,而是整個主流滿漢文化精英層面共享的悠久“大傳統”。這種積淀在文化記憶深處的詩人傳統是如此深厚,以至于在遭逢外來沖擊時仍然頑強地表現出因循已久的慣性。但是到19世紀中葉之后,因為遭逢西方文化的沖擊,中國的整體文化語法發生變化,敏感的士人對于既有傳統開始反思,文學也隨之發生革新的倡議。作為主導性意識形態的儒家理學話語在日益失去權威性,在內部是“京師”受到來自龔自珍所謂的“山中”之士的邊緣話語的質疑(11),在外部則被堅船利炮和追求富強的新價值觀所沖擊(12)。文化權重的位移,投射到旗人的心靈之中則是身份危機的出現。

       旗人作為中國人的認同出現了細微的分裂:固然中華文化的道學政合一的正統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無意識,但作為特殊制度中的人群,旗人不言自明的地位優越性顯然受到了威脅。出于一種怖懼熏灼而又竭力把握住可以攀附之物的糾結心理,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至1895年甲午戰爭之間的旗人文學,映射的正是王朝的焦慮與想象的療救。尤以“同治中興”前后為著,旗人群體基本上回返沉浸在帝國再次復興的迷夢之中。此際的旗人文學以費莫文康《兒女英雄傳》和顧太清的《天游閣集》與《紅樓夢影》為著,通過貴族家族小說的歷史隱喻,分別與曹雪芹的《紅樓夢》進行了互文對話乃至逆寫,凸顯出外患日亟,內部中央集權渙散,滿漢分野格局逐漸被打破的情形下,旗人的心理焦慮以及通過文學彌補修復內心失落感的努力。而最初有機會親身體驗域外經歷的下層官員斌椿,在其日記《乘槎筆記》和詩集《海國勝游草》、《天外歸帆草》中還不曾覺察世界大勢質變的到來,或者說略有體會,卻無力應對,更有可能是他被異域的陌生性所震駭而產生了文化休克,只能回歸到傳統的思路之中,反映在其書寫異域風土人情的文化翻譯式敘述和抒情的方式之中,有一種胡志德所謂的“將世界帶回家”(13)的歸化色彩,這是在西方文化強勢入侵的語境中意圖保留古老美學方式的隱在心理,從中可以發現世界觀念的更新與傳統天下觀念的執守。其時的民間文學,如石玉昆的《三俠五義》則構造出具有旗人文化特色的“官俠合治”模式:上輔君王,下安黎民,實為維護統治秩序的敘事嘗試,從較為底層的角度,折射出世情風俗和大眾心理。

       但與19世紀之前的盛世畢竟不同,晚清旗人面臨著諸多方面的挑戰和影響,從經濟地位到政治身份,再到西方文化與文學觀念的攝入,它都已經不得不進行應對,進而產生懷舊與變革的不同取徑。旗人生計作為一直以來困擾著整個清代的潛在問題,于此之時日益惡化:(14)內部開始分化,少數旗人仕途發達,憑借高位權勢積累大量財富;而多數普通旗人則喪失或部分喪失原有的經濟來源,因為兵有定額,造成大量閑散又按制度規定不能從事他業,無力養家的旗丁負債累累,甚或出現了隱瞞身份冒充民人賣身為奴的事件。從康熙朝開始,清政府就曾考慮從長遠的角度解決八旗生計問題,并采取過沿邊駐防、井田、屯莊、墾植等措施,然而最終都以失敗告終。(15)這種普遍性貧困不僅是經濟上的窘迫,也直接影響到精神面貌,在一個外來者的眼光中,晚清的旗人“經過四個世紀悠閑懶散的生活,他們已經失去了蠻勇氣概,失去了激勵他們橫掃中原的冒險精神,失去了使他們的冒險行動得以成功的大膽、剛毅和使用武器的技能。即使他們已經喪失了其蠻族祖先的尚武天性,但仍然保留著祖先的驕傲、無知、殘酷和迷信。滿洲人已經失去了天性中的自由與淳樸,并把那些惡劣的品質都施加在漢人身上”(16)。這種刻板印象后來還出現在一系列旗籍出身作家的文學描寫與自我反思之中(17),也成為漢文化中心式書寫中一個經久不衰的文學母題。

    同時,在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起義之后,伴隨著地方對中央的疏離,滿漢在整個制度體系中的輕重關系也發生了逆轉。但八旗特權和政府偏袒旗人的情形在洋務運動時也未有改觀,滿人有識之士,也已憂心忡忡。光緒八年(1882),寶廷(1840-1890)就曾上疏論及八旗文風的衰落,原因在于:“一由于官學廢弛,教育無法。雖不乏讀書應試之人,而專攻舉業,所學非所用。一由于開捐以來,進身太易。捐一筆帖式,謀入檔房。但能奔走攀援,雖目僅識丁,不十年即可富貴。縱有聰明可造之才,沾染陋習,亦漸于輕浮卑佞。”(18)寶廷是愛新覺羅氏宗室,曾位居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的高位,他的焦慮顯示了至少在少數旗人高層那里已經感受到了政府腐敗與制度不公所帶來的旗人文化衰頹。此是就內部而言,更主要的原因則是外部西方世界的擴張已經打破了中華帝國一直以來的“超穩定結構”。在充斥著革命、資本和帝國的“漫長的十九世紀”(19),幾乎與清帝國盛世的結束同步,歐洲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結合之后興起的民族國家將自身的政治模式與文化觀念通過經濟與戰爭的方式向世界其他地方推廣和普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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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gp755.com),欄目:天益學術 > 語言學和文學 > 中國古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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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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