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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郭世佑:創新的魅力

    ——在義和團110周年國際研討會閉幕式上的學術總結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398 次 更新時間:2011-04-03 15:59:40

    進入專題: 學術創新   義和團  

    郭世佑 (進入專欄)  

      

      尊敬的路遙教授,尊敬的張海鵬會長,各位前輩師長,各位同輩:

      

      大會組委會指定我來做總結性的發言,我很惶恐。對我來說,要完成這樣的任務,可能不會比當年義和團要想戰勝八國聯軍更輕松。很多學者在自己的報告和評論的時候,喜歡說只是拋磚引玉,對義和團沒有研究,他們那種謙虛的真實性是值得懷疑的,他們可能就是要等待別人的表揚,要讓人家感到驚嘆,他們沒有研究都可以那樣,就像有的女士喜歡說“我老了”,其實是在等著你表揚,最希望表揚的是說她年輕,而不是漂亮,當然,兩者都能得到就更好。許多學者的所謂拋磚引玉,對我來說只是拋玉引磚,我不是專門研究義和團事件的研究者,很緊張,現在我的磚來了。

      老實說,凡是參加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我都會有一些自然的緊張,而且還會愧疚,因為我們這一代中國學者都是背毛主席語錄長大的,我的外語就特別差,不敢開口,像我的朋友陶飛亞教授那樣很流利地用英語對話的就很少,而且我還是毛主席的同鄉,我還不會講北方的那種普通話,我都不能保證全部湖南人都能聽懂,湖南也很復雜。所以,對我來說,用語言來表達,無論是普通話,還是外語,都是“內憂外患”。

      出席這樣莊重的國際研討會,我自己的學術準備也不充分,這也是我要表示歉意的。這次到山大出席盛會之前,我還在新疆,受有關部委的委托,考察新疆地區的民族關系與多元文化的一些真相,這就同近代史、同義和團問題沒有什么必然的聯系,頂多只能讓一個本土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者在走近去年七五事件、九三事件真相的時候,隱隱約約地把這些暴力事件同相關的國內國際因素和110年前的更加復雜,更加激烈,更加震撼人間的事件牽強附會地聯系起來,然后不斷地發出我個人的追問:我們的國家,我的同胞為什么會如此多災多難,西方工業文明的理性、物質主義、西方模式的現代化和現代性帶給這個古老的國家和多元國族一些新的觀念、理念和物質享受的同時,還有什么?我們自己的毛病又是什么?我確實準備得不充分,平時讀書也很少,但是,既然是大會組委會的指定,尤其是我們尊敬的路遙教授下命令,我就不敢抗旨了,只能繼續背毛主席語錄:“下定決定,不怕犧牲”,因為作為中國的后輩,我們只能遵循規矩,在路遙教授、張海鵬教授面前,我們永遠是聽話的孩子,雖然我也做了二十多年的父親了。

      對我來說,本次研討會像十年前的義和團百年國際研討會一樣,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本次研討會有來自德國、英國、俄國、美國、日本、澳大利亞、臺灣及中國大陸的90多位學者參與討論,提交的論文57篇,其中既有對有關教門、教派、教會、教案的重新梳理,或者教區之間的比較研究,也有對慈禧、奕劻、李秉衡、袁世凱、伍廷芳等重要人物乃至某些不被關注卻有研究價值的晉昌、方蘇雅等地方角色的審視;既有對清朝統治階級的派別與群體對象的追問,也有對德國、美國等國的軍隊乃至八國聯軍整體行動和暴力的考察;既有對義和團事件的前因后果與社會影響的宏觀梳理,也有對檔案文獻、報刊資料的專題介紹以及國外某些重要論著的評論。

      我本來想統計一下各類的篇數,但沒有來得及。要把這些論文全部看一遍,一天半的時間肯定不夠。昨天晚上的那個為開幕式準備的豐盛晚宴,我和幾位師友今天還在回味,沒想到現在就要閉幕了,會期真短,要看完這些論文,并且要消化它就更難,沒有一個月幾個月的時間是不行的,有些還無法看到原文,但我又不得不說,大會和分場報告中都有很多精當的評論,我都同意他們的評論意見,現在我確認一下,我的評論就很輕松了,尤其是主席臺上還坐著幾位著名的中外學者,他們還將作自由發言,明天上海的研討會還將繼續,還會評論。

      通過簡短的閱讀和聽取論文報告,個人以為,本次研討會給我的印象,有三個方面相對較深,請各位分享和糾正。

      第一個,舊題新作,不無新見。個人以為,新題新作不難,舊題新作不容易,它不僅需要資料的積累,而且還需要資料的挖掘,還需要強烈的問題意識,還要超出公安干警抓壞蛋的那種智慧和耐心,還需要超越自我,超越別人也許不難,超越自我是不容易的。本次研討會我們可以高興地看到有好幾篇論文已經超越自我,對個人初次的成果進行了修正或者補充,83歲的前輩路遙教授對普濟、李來忠、王覺一等人的重新研究,就為后學樹立了嚴謹與超越的典范,還有他不僅以史學為職業,還以它為志業的一種精神境界。孔祥吉教授關于奕劻和慈禧之間的真實關系,還有李秉衡的多種做法,還有慈禧給日本侵略軍授勛這樣的細節和片段,雖然作為學術論文來講可能還可以再完善,在論證方面再補充,但是他的論文不僅篇幅大,它的有效信息量也特別大,這不僅對于義和團事件的研究,而且對于整個晚清史研究,我估計都可以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的影響。

      第二個印象,資料多元、視野開闊。很多的論文都體現了這一方面,國外的學者和部分國內的學者都是這樣。今年我也參加過四個叫做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會議,像這樣的資料多元、信息量,我今年還是第一次看到,有些學者除了漢語資料的收集,還根據自己的外語強勢,利用外文資料來重現歷史的面相,選題本身就具有創新價值,其中孫立新先生他的《德國新教傳教士——論義和團運動爆發的原因》,還有年輕的學者姚斌先生,他的《拳民形象在美國》,昨天我聽了他的報告,盡管有些學者提出一些可以討論的問題,但是他對資料的整理、把握、解讀,尤其是解讀的心態,他作為一名年輕的學者,特別讓我感到敬佩。德國資深的中德關系史與軍事史專家弗萊堡大學的馬丁先生根據弗萊堡的軍事檔案、私人日記還有士兵之間的書信資料,對第一、第二海軍營從航海過程到到達到北京以后的施暴過程與細節,便于中國學者了解更多的資料來源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之下解釋的多元,還有包括威廉二世的炮艦政策。除了中外的檔案,還有報刊資料的充分利用,除了中國的報刊,還有歐美的報刊,除了一個國家的報刊,有的學者還同時使用兩個國家的報刊,其中我想提一下的就是英國學者Klein,他的論文中分析了歐洲的兩個左翼報紙,德國的《前進報》和法國的《震旦報》,關于八國聯軍入華的報道,作者公正地指出:兩份報紙對于入侵中國都持批判的立場,但是如果說他們對于義和拳和其它中國人抱有同情的話,那也是很微小的部分,他們對中國民眾的興趣是不穩定的,報刊編輯更關注的是維護西方的道德操守,這是這位英國學者提出的。他還進一步說,這兩份報紙并不是主動地對中國發生的事情做出反應,相反的,他們內嵌于(they were embedded)已經建立起來的話語體系中,這些話語體系依據場合被觸發,而且作者還指出,通過對兩份報紙的比較,可以看出兩份報紙具有高度的相似,無論是在談論的話題——報道是什么,還是談論的方式——如何報道,都有相似性,但是,相似性并不等于完全相同。作者再繼續追問,還注意到了兩報紙之間存在的某些差異,部分原因可以歸于各自國家政治體系中存在的兩個社會主義政黨的不同立場,他這樣的分析力度和視野,我個人很敬佩,包括他的學術中立的態度,學術中立的立場。說到視野開闊,東京外國語大學佐藤公彥教授的論文,他雖然沒有參加會議,但是,他的論文提要我也看得很認真,他以《中俄密約》之后列強瓜分中國作為切入口,他解讀義和團時期中國社會瓜分危機的沖擊,包括對中國知識分子、官方、地方社會以及經濟、軍事等各種勢力在爭奪的全方位的影響。不僅僅是義和團,只是在反抗西方列強瓜分和侵略的時候,義和團表現最為突出,所以他強調,我們要看到義和團運動真相的多層面,要在資料上下功夫。我對他的論文稍微有點不同看法,就是湖南賀金聲的所謂起兵,佐藤先生沿用中國學者的說法,說他打出的是“大漢滅洋軍”,或者叫“大漢佑民滅洋軍”的旗號,這個說法是不可靠的,這個提法是賀金聲的兒子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把“大漢”兩個字加進去的,革命成功了,如果叫“大漢”的話,那就是反清,他就可以成為革命烈士的后代。而賀金聲遇難時,他才三歲,我看過緝拿賀金聲的全宗檔案,都沒有“大漢”之類的記載,所以我們對回憶錄,包括親屬的回憶,一定要小心。說到視野開闊,還有像王成勉教授關于美國第十五軍團從源和流兩個層面做的大會報告,可以幫助我們從靜態的就事論事的層面變為歷史長時段的考察,豐富我們關于中美關系史的美好記憶,當然還有殘酷的記憶。

      第三個印象就是,本次研討會具有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風,由于義和團運動前后中國與世界歷史的復雜性,討論義和團運動要達到和而不同的境界其實是不太容易的。本次研討會既不是一潭死水,裝模作樣,也不是唇槍舌劍,有傷和氣,在前輩的率領之后,在同輩的誠心參與之下,有很多場合是可圈可點的,既有德國弗萊堡大學馬丁教授關于德軍惡行的日常生活、心理人性化的詮釋,也有部分中國學者關于詮釋程度的疑問,我個人也有類似的感觸 ,我覺得,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但是未必有原因的就是合理的。本次研討會既有茅海建教授關于召見單出處的追問,也有孔祥吉教授除了清史網站資料之外,還來不急找原件對照的這樣誠懇的一種交代,還有路遙教授與周育民教授兩代中國學者之間真誠的學術對話。君子之風就是學者之風,不是黨同伐異的朋黨之風。我記得,十年前的研討會也非常成功,而且盛況空前,但是,如果從和的層面來看,本次研討會有所超越,那次就有生氣的,而且還吵架了,這次沒有。也許由于世界一體化和全球化的趨勢,包括對多元文化與多元學術話語的不同了解和理解,這些狀況會越來越好。但是,并不是說那次研討會就不成功,當時非常成功,我記得張海鵬會長當時也來指導了。我覺得,這種和而不同的風格,對我們后輩也會受到影響。小時候,我也讀過老舍的《濟南的冬天》,我相信借助本次研討會的友好氣氛,今年濟南的冬天可能更加響晴,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齊州,我們可以期待。

      各位學者,我也參加過其它主題的研討會,在有的研討會上,很多人就不斷地感嘆,某某話題研究的差不多了,快要無話可說了。我欣喜地看到,關于本次研討會,關于義和團的研究,無論是這一次,還是十年前的那次,還是臺灣輔仁大學陳方中教授2004年在香港和中文大學聯合主辦的基督教與義和團運動的國際研討會,還沒有一個與會學者有這樣的滿足感,這也許既說明義和團事件的復雜面相和解釋空間的廣闊,也反映了研究義和團運動的學者在學術創新上的一種自覺和自信。個人以為,這些特點都值得發揚,還期待我們一起來努力。

      感謝本次研討會,讓我個人更加確信我平時在研習過程中萌發的四點所謂學術理念:第一,事實評判比價值評判更重要;第二,歷史的過程比歷史的結果更重要;第三,論據比論點更重要;第四,研究心態比研究手段更重要。為此,對于義和團研究和整個近代史研究,我有兩份期待,請各位指教。

      第一, 就研究手段而言,多種文字資料的收集與運用還需要加強。我特別贊同馬丁教授在大會開幕式致辭時強調的,由于歷史很復雜,任何單個國家、單個文字、單個民族的研究和解釋都會是片面的。

      第二份期待,就研究對象而言,包括義和團研究史在內的政治史研究的難度被我們低估了,有的學者特別是我們中國國內的學者以為政治史的研究已經差不多了,要轉向其它領域。其實,包括義和團事件在內的政治史研究不僅很重要,而且不會過時,是我們低估了研究的難度,其中包括中外文獻、檔案資料的重新收集和整理,外文閱讀能力的提高,歷史資料的真假、主次的清理,歷史場景復雜性的解讀、提煉,都要坐冷板凳,并不容易,我們做學者的往往都是書生談兵,我們并沒有歷史主體那么多的政治理念與政治閱歷,還有那么復雜的人脈,都是非常有難度的。我們只能拭目以待,一起努力,謝謝各位!

      

      2010年10月19日于山東大學

      

      (山東大學會務組根據錄音整理,經本人審閱。演講人郭世佑系中國政法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山東大學兼職教授。)

      原載中國義和團研究會等編《義和團研究通訊》總第46期,2010年12月;轉載上海《文景》總第71期,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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