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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鄢烈山:從“文革”電影《春苗》看民粹主義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128 次 更新時間:2011-04-10 16:33:40

    進入專題: 民粹主義  

    鄢烈山 (進入專欄)  

      

       “文革”期間放得最多的電影是三戰(《地道戰》、《南征北戰》、《地雷戰》)兩列寧(《列寧在十月》、《列寧在一九一八》),但它們都是“文革”前的電影。“文革”中生產且大紅大紫的電影(不包括樣板戲搬上銀幕的)有五部,它們是《閃閃的紅星》、《難忘的戰斗》、《青松嶺》、《決裂》、《春苗》。還有一部《反擊》,沒有來得及公映“四人幫”就完蛋了,我在省城搞到票當“內部電影”看過。

       《春苗》則是一部比較特殊的片子。如今網上的評論也是針鋒相對,有的譽之為“紅色經典”,有的斥之為“陰謀電影”;中性的說法則是“文革電影”。在我看來,《春苗》是“文革電影”的代表作:一方面,主題先行,什么事都上升到“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的“高度”,人物塑造遵循“三突出”的模式,正面人物品德極其高尚,反派主要人物連祖宗傳下來的姓氏都不光彩(居然也姓“錢”);另一方面,在對有權有勢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妖魔化、對工農兵美化的同時,對現實的不公不義表示憤怒,對被欺侮的弱勢群體表示極大的同情。《春苗》的第一導演是謝晉,正如一位網友在評論中指出的,他的煽情充分利用了觀眾對婦女(春苗的善良、溫潤、體貼)、孩子(小妹之死)、老人(水昌伯的病痛)三種角色的同情心,進行情緒渲染。

       據強國論壇上的資料:1975年9月,《春苗》在全國公映;1976年7月1日,文化部“根據廣大工農兵群眾的意見”,對1973-1976年6月的優秀故事片進行了一次評選,《春苗》位居榜首。“文革”結束后,《春苗》等一批電影被稱為“四人幫”試圖篡黨奪權的“陰謀電影”“頭牌”也是《春苗》。

       為寫此文我參看了不少相關資訊,其中2001年9月18日《北京青年報》上翟建農的《回顧:電影〈春苗〉如何被“四人幫”拖入深淵》一文,很細致地敘述了它炮制和問世的經過。1958年,在“大躍進”運動中,上海郊區出現了一個“新生事物”———赤腳醫生,他們半醫半農,經常晝夜出診,為農民服務,深受群眾歡迎。1965年初,一篇名為《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調查報告,反映了上海川沙縣江鎮人民公社衛生院知識分子代表黃玨祥大夫和貧下中農代表、赤腳醫生王桂珍,全心全意地為老百姓搞醫療服務的先進事跡。同年6月26日,毛澤東看過這篇文章后批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1970年初,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張春橋表示“對赤腳醫生這個題材很感興趣”;爾后根據政治形勢變化,從舞臺劇到電影,市委主管文教的書記徐景賢掛帥反復修改,就成了上映的我們看到的《春苗》:女主人公從最初的一個全心全意為貧下中農服務的“赤腳醫生”,變成了“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反潮流英雄”;公社衛生院長成了影射鄧小平的“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考察《春苗》出籠過程,說它是“(政治)陰謀電影”一點也不冤枉。

       但是,劉再復等人在“文革”后的批判文章中說,“用極端卑鄙的唯心主義手段,對社會主義偉大現實進行根本性的歪曲,對社會主義制度進行惡毒地誹謗”(《人民電影》1977年第8期)也不是平心之論,而是另一種“上綱上線”、“打棍子”、“扣帽子”。毛主席當年批評衛生部是“城市老爺衛生部”,應該承認是有的放矢的;他在“六二六”批示中提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更是得到廣大鄉村干部群眾擁護的;《春苗》在“文革”中廣受好評,應該說是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農村干部群眾對于改善缺醫少藥狀態的心理渴望。

       《社會科學論壇》今年第2期發表學者穆汀的《電影〈春苗〉解讀》,稱《春苗》是“有限的現實主義”。也就是說它在表現農村醫療衛生狀況方面是有一定現實依據的。巫醫賈月仙騙錢害人,公社衛生院見死不救,小妹被延誤慘死,錢大夫和杜院長心思放在研究“養身療法”和討好局長的滋補品……這樣的情節,在當時不稀奇,在今天更多見。3月24日的《南方周末》刊載了廣州中醫藥大學研究員黎暉的文章,寫的是他老家湖北通城縣的人們深受醫療條件低劣之害;我們夫婦在廣州冠名“人民”的大醫院里見多了醫生視之當然的優先為權貴服務。我相信如穆汀所言,如果現在公映《春苗》,“同樣會感動當今的年輕人”;在“仇官仇富”、醫患關系更惡化的今天,它甚至更具煽動性。

       這使我想到當今與(狹隘)民族主義同樣盛行的民粹主義。民粹主義者對現實的不平等、不公正心懷不滿,對有權作威作福、多金者驕奢淫逸表示憎惡,當然不是與風車作戰的臆想,他們希望“均貧富、等貴賤”也是合情合理甚至高尚的(如俄國的“十二月黨人”和名作家托爾斯泰本身是貴族)。但是,他們把同情弱者變成美化乃至神圣化弱者;把知識精英妖魔化,搞成“知識越多越墮落”;把臺上的政治精英妖魔化,似乎只要把他們“打倒”了問題迎刃而解了,中外歷史已經證明這是多么地虛妄!

       在俄國,從民粹派的“到民間去”到十月革命后的“肅反”;在中國,從延安時期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到“文革”期間的工農兵占領上層建筑,其合理性逐步減弱,最后發展到極端,民粹主義的謬誤日漸明顯。讓田春苗做赤腳醫生,解農民缺醫的燃眉之急是有益的;發展到她奪了衛生院的權,就能解決問題了嗎?就算春苗奪權之前、奪權之時有為農民謀利益之心,但誰能保證她不被權力腐蝕而永葆道德純潔?道德能代替專業能力和管理能力嗎?能取代全局性的制度變革嗎?

       《春苗》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民粹主義的反面教材:利用民眾對現實不滿,煽動他們打倒權勢者來取而代之,除了滿足野心家的權力欲望,其實只是翻歷史的燒餅;發泄“羨慕嫉妒恨”無益于世,改變現實的路徑離不開制度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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