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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郭世佑:辛亥先驅的首創精神與歷史價值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733 次 更新時間:2011-10-11 11:29:07

    進入專題: 辛亥革命   辛亥百年  

    郭世佑 (進入專欄)  

      

      在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場貨真價實的革命都不是在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時“瓜熟蒂落”的,否則,革命的艱險與獻身精神就無從談起了。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也是如此。英國評論家曾說:“完成偉大的事業不在于體力,而是堅韌不拔的毅力。”

      

      一

      

      自近代以后,中華民族屢屢挨打,山河破碎,無數仁人志士苦苦思索救國之路。先之以“師夷之長技”,仿學西方科學技術;繼之以改制,試圖改變君主專制政體,結果都是不得要領。

      為期30余年的洋務運動還抵擋不了后來居上的日本挑釁,“東方大國”的體面蕩然無存,朝野呼應的戊戌變法雖然并沒有把開國會、立憲法的君主立憲方案納入百日維新的日程,卻也被大權在握的慈禧太后玩弄于股掌之間,最終成為宮廷權力格斗的犧牲品,康梁師徒亡命他邦,譚嗣同等人血染菜市口,頑固守舊勢力反攻倒算,沉渣泛起。到了1900年,慈禧太后還想利用赤手空拳的義和團,圍攻列強在京使館區,挑起國際爭端,給八國聯軍大舉侵華提供口實,《辛丑條約》對中國人民的壓榨空前加大,用兩江總督劉坤一的話說:“此次創巨痛深,實與亡國無異。”

      庚子之變逼迫清朝統治者推行全方位的改革,即史書所說的“新政”,也促使更多的國人同情孫中山的反清革命運動。孫中山就說過,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時,全國輿論責罵“亂臣賊子,大逆不道”的特別多,1900年惠州起義失敗后,就明顯增加了“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者,讓孫中山看到“國人迷夢已有漸醒之兆”。

      若以群體而論,投入反清革命活動最多的主要是留日學生、新式學堂學生、新軍官兵與會黨;若以年齡論,大多屬于20~26歲的年輕人,無論是武器的批判,還是批判的武器,他們血氣方剛,沖鋒在前,赴湯蹈火,義無反顧。歷代優秀青年總是屬于那些自覺地把個人前途同國家前途連在一起的人。生于1887年的黃花崗烈士林覺民留書愛妻:“吾自遇汝以來,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云,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彀?司馬青衫,吾不能學太上之忘情也”,只好舍家赴死。生于1885年的文學社與武昌起義實際負責人劉復基則不談婚戀,一心革命,還把母親送回老家湖南常德,離開軍營專做職業革命家,把自己的租房建成文學社與武昌起義的總機關, 親手制訂武昌起義計劃,“官方意在必殺”。

      

      二

      

      辛亥革命不僅要推翻延續中國268年的清朝腐朽統治,還要推翻延續中國2000多年的君主制,這是前所未有的創舉,其難度可想而知。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以國情為起點,以歐美民主革命的成果為參照,勇于思索,構建三民主義的理論框架與“五權憲法”,還有部分革命前賢基于革命建國的實際需要,以遠見卓識飽讀中外文獻,苦攻難題,年僅21歲就出任華興會副會長的中國同盟會第三號人物宋教仁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只要翻開宋教仁的日記,就不難發現,流亡日本的作者記載最多的不是購書、讀書,就是譯書、寫書,他好學多思、力戒浮躁,還摘抄許多克己修身的語錄,奮發向上的理想追求與以心主物的處世哲學摻雜其間,其中尤以王陽明的心學占主導地位,王氏那“心外無物”的主觀唯心主義思想與宋教仁原有的革命精神相結合,組合成個人英雄主義,促使他完成由傾慕革命英雄向爭當建設干才的心理轉變,在風云變幻的中國近代歷史舞臺上,去爭扮主人翁的角色。

      還在艱苦而漫長的辛亥革命準備時期,宋教仁就一再強調破壞與建設二者并重,他還提醒周圍的戰友:“四川、兩湖、兩廣、云南各省同志,都積極進行,大約一兩年中,一定有大舉。但破壞容易,建設難。我看同志從事于破壞一途的太多,對于建設,很不注意。將來要組織共和國,不是玩笑的事!什么臨時約法,永久憲法,都須乘此工夫,研究一番才好。”其先見之明卻是如此真切。可以說,在新生政權的憲政與法制建設上,宋教仁考慮得比孫中山和黃興還要周密。辛亥年4月廣州黃花崗起義籌備時,宋教仁繼陳炯明為起義統籌部編制課課長,“凡文告、約法,及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機關之設施,綱舉目張,累累備載”,都出自宋教仁“事前所手草”。

      黃花崗起義失敗后,他又攜這三巨冊革命文件潛回上海《民立報》報館,以備來日。及至半年之后武昌起義爆發,他又把這些文件背到首義之區,趕緊起草我國第一部革命憲法性質的文件《鄂州約法》。正如有的香港學者所言,約法起草時間十分短促,“但約法的內容卻相當完整,而且亦能表現一部民主共和憲法的基本精神,特別是宋教仁的內閣制思想,更表露無遺”。

      

      三

      

      千百年來,無論是完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還是自然經濟同商品經濟相結合的地主制經濟,都是中國君主專制主義的堅實基礎。“民主”一詞雖然在浩如煙海的中國古籍里早已有之,那也不啻是“人主”、“君主”、“民之主”或“為民作主”之代名詞,它同西方政治學說中的“民主”(Democracy)即“人民當家作主”之義隔若霄壤。

      風塵仆仆留學歸來的新式反清志士平時所宣傳的民主思想都是從西方革命前輩留下的歷史遺產中挑選出來的,并非中國自身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因此,當武昌起義一舉成功的消息傳到大洋彼岸時,美國《獨立周報》的社論就發出疑問,一個習于墨守成規的“古老的中華帝國可以成為一個共和國嗎?”另一家報紙也認為,“中國的皇帝是天子,與日月星宿同輝,在這樣的觀念下根本不存在共和制度滋長的土壤”。美國輿論的疑問和判斷充分暴露了自以為獨占“自由女神”的美國人所具有的那分優越感和輕蔑感,但對新生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緩慢而且舉步維艱的近代中國來說,由小農文明所托起的綱常名教還頗有市場,與資本主義文明相適應的近代民權政治還不曾成為多數民眾自覺向往和奮力追求的偉大目標,即將新生的民主立憲之果還不完全是瓜熟蒂落所致,這又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在民族危機的陣陣緊逼中匆匆踏上民主革命征途的辛亥先驅們不可能等著這些條件全都成熟后再來革命,正如孫中山在1905年回答嚴復時所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G·肖伯納說,取得成功的人就是那些努力尋找機會的人,如果找不到機會,他們就去創造機會。孫中山等人最為可貴之處,就在于他們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無畏氣概,推出刷新史冊的政治革命。丘吉爾說:“我能奉獻的沒有其他,只有熱血、辛勞、眼淚與汗水。”現代英國首屈一指的政治家丘吉爾是如此,近代中國的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章太炎等人又何嘗不是如此。

      就推翻腐朽清朝而言,辛亥革命無疑是勝利了,清皇朝的統治由于辛亥革命的發生而實實在在地結束了。就建立民主立憲政體來說,盡管不能說辛亥革命已取得徹底勝利,但也不能說它的結局就是失敗。

      君不見,中華民國成立后,任何圖謀復辟帝制的丑劇都沒有好下場,素負治學嚴謹之盛名的同濟大學首任華人校長沈恩孚在1921年為《申報》的特刊《最近之五十年》撰文時,就從政治紛爭不斷的吵吵鬧鬧中看到“國民擁護共和之心,翕然一致”。只要不是以民初社會的若干弊端而一葉障目,過于美化晚清預備立憲的前景,照搬“權威主義”,則不難發現,孫中山等人用巨人之手掛起中華民國的招牌之際,就同時樹立了民主共和制的尊嚴—— 一種既不能漠視又難以侵犯的尊嚴。

      正是通過辛亥革命,從人治社會向法治社會轉變的政治現代化才有了足以依托的起點,前進的足跡就在篳路藍縷的艱苦歷程中彰顯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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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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