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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郭世佑:2011,法治進退費猜思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367 次 更新時間:2012-01-08 23:18:10

    進入專題: 法治  

    郭世佑 (進入專欄)  

      

      民主與法治事關現代國家千家萬戶的生計、福祉、人身安全、人格尊嚴與國家的長治久安,非同小可。若從法治的視角來看,2011年可謂“多事之秋”。在下雖忝為法大教席,然主攻專業不在法學;雖躋身謬導法史博士生之列,關注重點亦不在法律實務,加之今年乃牽動全球的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之年,出訪任務頗多,對于國內的許多名案與修法研討,只有選擇性的關注,還斷斷續續,缺乏追蹤式的了解。只因《中國經營報》之誠邀,盛情難卻,且仗敝門弟子、《中國法律》總編輯董彥斌博士與義派律所主任王振宇律師之精心臂助,揚短避長,略舉年度法事之數端,稍作評論,斗膽一試,就教于高明。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衡估見仁見智

      

      3月1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該會工作報告中宣布:“一個立足中國國情和實際、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集中體現黨和人民意志的,以憲法為統帥,以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等多個法律部門的法律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多個層次的法律規范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吳邦國的講話成為本年度的頭號法制看點,最受關注,法學界與法律實務界的反映卻是見仁見智,其歧義之大,如隔參商。

      應當承認,若從歷時性的視角來看,經過30多年的努力,中國已經告別無法無天的時代,立法的腳步可圈可點。文革結束不久,彭真主導立法,通過刑法、刑訴等重要法律,漸次形成法律體系, “有法可依”的粗放式目標基本達到。姑且不說立法的質量、執行力度,以及和社會交融的程度,單就立法的數量而言,確乎一大成就。不僅如此,由法官、檢察官、律師、公安干警等組成的中國法律職業群體也已初具規模,法律專業已由絕學變成顯學,“階級專政”正逐漸被 “法治”等概念所稀釋和淡化。歷史的進步總是通過過程得以實現。改革開放不僅使舊的問題發生變異,還涌現出許多前所未有的新問題,立法的過程便是一個學習和積累經驗的過程,在摸索與應變中立法、修法。地球雖小,中國很大,國情的確復雜,而西方國家的法律乃西方人根據自己的生活生產方式與文化傳統而制定的,源遠流長,很難照搬,即使只搬哪一家,都不合適。立法乃司法與法治的前提,立法的相關成就值得肯定。

      立法本身存在的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不少法學家與法律人普遍反映,行政部門深度參與立法,利益體現過多,如果不能擯棄,至少需要限制。我國的不少立法程序往往是行政部門參與起草,法制辦提出意見,人大負責通過。在一些情況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立法常設機關,好像就只起審議作用,起草功能闕如。對政府來說,法律的實質一是賦予政府權力,二是限制政府權力,現有立法程序卻把法律變成管制公民、機構與社會之法,將許多涉及公眾權益的重要事項輕描淡寫,一筆帶過,留下許多人治的空間,無法令人放心。

      看來,基于法律本身的規范性,咬文嚼字的學術執著與基于法治精神的嚴謹還是必不可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之說,提法本身就存在斟酌的余地。倘若法學界對此毫無異議,那才叫不可思議,畢竟行政法還很欠缺,行訴也不完善,民法典還沒報到,“形成”的標準究竟是什么?何謂“中國特色”?這些都是需要具體論證的“敏感詞”,光表態還不行,不能只說“形成”,不說標準,既然實體法、程序法都不完全,“形成”云云,就得大打折扣,不能盲目自信;更不能只說“中國特色”,不說中國特色的應然與實然。“中國特色”畢竟不是中國毛病的托詞或代名詞,就像“國情”一詞,它只是中性詞,不是褒義詞,更不是阻攔改革的理由或借口,合理的國情需要尊重,不合理的國情卻需要改造,否則,改革的必要性與合理性就成問題了。立法之途路漫漫,遑論司法。

      

      二、辛亥百年紀念與地方人大代表選舉乏善可陳

      

      2011年既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大慶之年,也是縣級與縣級市、區的人大代表選舉之年,這本是打破官樣文章,樹立憲法權威,提高地方人大代表選舉質量的極好機會,如果能把這兩件大事抓實做好,并將民權主義的辛亥遺產與依法治國的現實需求結合起來,適當引導官與民,在加強民權意識的前提下提升民主素養,功德未可限量,這兩個活動的普法資源與作用遠非一個“12.4”普法日活動可以望其項背。遺憾的是, 全國上下對這兩件大事都沒抓好,表面上很熱鬧,貌似驚天動地,還花了不少錢,實則動口不動心,星星依舊,月亮依舊,還鬧出一些笑話,甚至頻頻發生違憲事件。

      在辛亥百年紀念的宣傳資料、領導報告與標語口號里,使用頻率最高的,恐怕就是“弘揚辛亥革命精神”了。至于什么是“辛亥革命精神”?究竟要弘揚什么“精神”?卻是語焉不詳,還沒有誰能把話說清楚。究其原因,也許除了已難找胡喬木、胡繩乃至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那樣的文章高手,還同國人歷史知識的普遍貧乏有關,一般都停留在應付高考的歷史教科書的水平,那些負責起草各級首長報告文本的男女秘書們要么還沒把辛亥革命本身搞懂,只能玩虛的,要么不敢講真話,只好兜圈子。為了提高自己的思想覺悟,我查閱過許多領導人關于辛亥精神的講話文本,如今唯一可以見到的一個具體表達,就是把辛亥革命精神概括為“振興中華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可惜也沒有把話說到點子上。君不見,在近代中國,為了“振興中華而矢志不渝”的,肯定不止孫中山黃興宋教仁劉復基那一波反清志士,還應當包括把“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率先付諸實踐的曾國藩、推動官費留美教育的容閎、以書生經商報效家國的張謇、“誓起民權移舊俗”的梁啟超等人,在在均屬“振興中華而矢志不渝”者,只是各自的理念與奮斗方式不同而已,還應該下點功夫,彰顯個性。其實,“辛亥革命精神”就是三個:一是屢敗屢戰的進取精神;二是赴湯蹈火的犧牲精神;三是不畏強權的自主精神,包括對外謀求民族獨立,對內追求民主、自由。就第三點而言,曾經反對暴力革命的近代啟蒙思想家梁啟超都看得很清楚:正是辛亥革命,喚起了中國人兩個方面的自覺:一是“民族精神的自覺”,凡不是中國人,都沒有權來管中國的事;二是“民主精神的自覺”,凡是中國人,都有權來管中國的事。

      也許正因為許多黨政領導還沒有搞清楚“辛亥革命精神”究竟是什么,就匆忙上陣做報告,常出土相,而不是“洋相”。比如,由國內主辦的紀念辛亥百年的學術研討會特別多,既有國內的,也有國際的,不少省市黨政領導只習慣于拿秘書的稿子照本宣科,在中外專家面前長篇大論,大談辛亥革命,班門面前毫不膽怯,毫無對學術的敬畏之心,還一律按官位高低,坐在第一排正中照相,照完就走,頂多舉杯再走,一副權力的傲慢,官大一級壓死人。湖北省政府與中國史學會聯合舉辦的國內學術規格最高的辛亥百年國際論壇更無趣。開幕那天集體合影,中外學者等候全國政協副主席、省長等官員長達20多分鐘,許多白發蒼蒼的中外學者都在站著等,幸虧還沒有民國時期的章太炎、劉文典、馬寅初、傅斯年轉世。當晚的歡迎宴會更神,官員們公開搞特殊,喝茅臺,吃大閘蟹,不是關起門來吃喝,而是當著中外學者的面,旁若無人,在我看來,這才是泄露我國官本位與等級制的“國家機密”,應當追責才行。名為紀念辛亥百年,實則諷刺辛亥革命,羞辱民主先驅,乃至引起中外學者的公憤。

      不惟如此,國家的宣傳機器一邊高喊紀念辛亥百年,一邊把“民主”、“憲政”等詞當做敏感詞,下令報刊一律刪去,經常制造類似文字獄的緊張空氣。10月10日前夕,我接受三家報刊的采訪與約稿,交稿之前是他們求我幫忙,交稿之后卻是我求他們,希望不要把基于憲法與法治精神的某些真話統統刪掉,更不要加一些我不喜歡用的詞句。素以思想解放著稱的南方某報記者找到我,說:“看過這么多紀念辛亥革命的文章,很少有人從法學的角度來談,您的文章也談得不多,您能不能接受我們的專訪?”我說:“不是我沒談過,而是全被刪掉了,你們能登嗎?”當我把有關內容如數家珍地通報,對方就突然改話:“以后再與您聯系。”

      至于地方人大代表的選舉,據說更不輕松。有的選民根據憲法第34條與代表法第2條的原則,自動報名競選,這原本是體現少數選民民主素質的好事,即使真有個別人從中搗蛋,肯定也成不了氣候,結果卻是一片心虛,層層打壓,還像防范和懲治犯罪嫌疑人一樣。無趣的是,這些都是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請投好神圣的一票”等巨幅標語之下發生的,如臨大敵,把個別選民搞得很重要,強制投票者只投內定的候選人,鬧得人心惶惶。就是這樣一個地方一級的人民代表之選舉,名為選舉制,實則任命制,人民的選票要么遲遲不給,要么形同虛設,民求官而非官求民的現象就只能愈演愈烈,憲政遙遙無期。

      英國政治家布羅馬漢姆(Brougham)說:“教育使一個民族容易領導,卻難于驅使;容易管理,卻不可能奴役。”辛亥百年以降,歷史在發展,人民在覺悟, “辛亥精神”理當在新的環境與新的使命之下予以變革與弘揚。我倒希望有朝一日各級黨政領導立足于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成就,根據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精義與民權政治的實質,切實制定從黨治到法治的國家發展戰略,審慎地開列“預備憲政”的清單,制訂憲政時間表,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真當一回事,使中國共產黨在“還政于民”的法理基礎上展示先鋒隊的模范作用,回到毛澤東一貫倡導的“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唯物史觀與建國方略上來。惟其如此,既能從根本上杜絕不少西方國家提防中國的“人權”口實,還能調動多數國人的智慧與積極性,真正體現中國人民不卑不亢站立起來的豐姿,增加國家的核心競爭力,順便為地球村的繁榮與和平發展顯露一份華夏兒女的分量與東方文明的神韻,可謂一舉多得。否則,還不如繼續發動民眾唱紅歌省事,以免誤導某些真把個人權利當回事的好事國民,挑戰維穩體制,嘲諷“和諧社會”的口號。

      

      三、民眾維權與黨政維穩之間的緊張愈演愈烈

      

      今年的公共事件很多,比如年初于建嶸教授的微博推動,使社會對乞討兒童多了一份關注,還有溫州動車事件,甘肅、江蘇等地的校車事件,乃至目前沒完的廣東烏坎事件……每一個事件都浸透著兩個字:維權。維權與維穩是近年噴發的主題。二者十分糾集。應該說,任何有責任與作為的政府都應當支持公民維權,而不是相反,公民所訴求所要維護的一般只是憲法與法律賦予他們的權利,政府官員至少應當用法律思維去處理那些維權糾紛,而不是以任何名義的非法手段去壓制他們,名為維穩,實則維官。公民要依照法律程序維權,政府也要符合法律程序來處理,尊重公民的權利。我很贊同董彥斌博士的見解:倘若二者都有法律思維,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處理這類事件就可以成為一個好的范本,否則,就只能落為法治的反面教材。如今的情況卻是民眾維權與黨政維穩之間的沖突日趨加劇。

      國家的發展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改革開放走到今天,就只能深化,而不是維持現狀,國家的維穩體制卻只能體現當政者的消極治理態度,容易導致不作為與無能,據說,維穩的經費已經超過國家的軍費開支,已在較大程度上消耗著來之不易的國家建設資源,遏制著新的發展生機,令人堪憂。

      從根本上來說,“穩定壓倒一切”的提法就有悖于法治精神,它比“三個至上”的提法更糟。“三個至上”之說主要暴露了言說者數理邏輯的缺失,只是亂說話,容易添亂,“穩定壓倒一切”之說卻承載著權力的傲慢,極有可能藐視和壓倒公平與正義的法治精神,冤情錯案就不在話下。眼下的拆遷糾紛已成普遍現象,民眾怨聲載道,如果地方政府依舊膠著維穩思維,授意當地法院不予立案,還為營造“和諧社會”的假象而不斷追堵和打壓上訪民眾,這樣的法律秩序就只能像英國作家哥爾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所說:“法律吸吮窮人的膏血,而富人卻掌握著權柄”,到處都是與人民有關的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代表、人民警察、人民銀行、人民醫院等等鮮亮的招牌,就是沒有“人民監獄”。

      

      四、刑訴法修改草案備受爭議

      

      與維穩體制有關的刑訴法修正草案的提出,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爭議頗多。應當承認,與原法相比,該草案涵蓋面較廣,也不乏一定的修改力度,凈增的條文多達60條,涉及偵查、證據、辯護、一審二審程序、死刑復核程序、強制措施等諸多重要環節,讀者不難從中看到社會轉型與法制的深化。同社會發展與時代要求相比,該草案還有待修改與完善。

      首先,就立法宗旨而言,保障無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護人權與自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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