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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超民:莫言不必是公知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955 次 更新時間:2012-10-29 15:54:13

    進入專題: 諾貝爾文學獎   莫言   公共知識分子  

    江超民  

      

      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雖然他不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華人,也不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籍華人,更不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華人,但他確實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華人。無論如何,這都是可喜可賀的事。盛名之下,人們對他的期望值也在增加。人們期待莫言成為公知,對各種社會話題發表看法,或者責怪莫言此前沒有成為公知。依我看,這都是人們的一廂情愿,也是歷史認識的慣性使然,其實,莫言不必是公知。

      我在年少的時候,曾經幻想著有一天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迎來無數鮮花和掌聲,在各種論壇上口若懸河,大談特談,儼然是一位指點江山的公知甚至國師。我承認,我很虛榮。除了虛榮,我想產生這種幻想的原因還有另外一個,那就是認識問題。

      雖然易中天先生將XXX分為士人、學人、詩人、文人四種類型——這當然說不上錯,但類型邊界的界定畢竟見仁見智,相當主觀——但大而化之,將士人、學人、詩人、文人統統稱為文人,也沒什么大問題。否則,上文中的“XXX”又該如何稱呼呢?文化人?讀書人?如果這些稱呼沒問題的話,叫“文人”又有何妨呢?宋代同時期的司馬光、程頤、蘇軾三人為文治學的方向不同,稱他們為文人,怕是他們地下有知,也不會生氣的。毛時代,文人被稱為“臭老九”,這里的文人可就沒有作出士人、學人、詩人、文人的細分。當然,那個時代有很多沒讀過書或讀書很少的人,讀過書或讀書較多的人就可以在其相應的圈子里被稱為文人,這與今天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在中國傳統的“四民社會”(士農工商),文人的地位是很高的。由于中國社會缺乏基督教那樣普遍和堅深的宗教信仰,文人便充當了傳播道義的載體。文人,理所當然成為公知。在小說《白鹿原》里,白嘉軒是農民,卻也是白鹿村的公知。只可惜,族長的身份淡化了他作為公知的形象。

      公知,全名是公共知識分子。他要關心公共事務,且要發表自己的看法。這就要求他必須懂得多,知識面廣。不僅古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如此,西方文藝復興時期和啟蒙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也大體如此。

      綜上,傳統社會的文人=公知,有兩大特點:充滿道義;知識面廣。可惜,這兩大特點已不適合套用在今日的文人頭上。

      先看第一點“充滿道義”。公知當然是需要充滿道義的。今日的文人可以是公知,未必都是公知,也不必都是公知。無論是作為詩人、作家的文人,還是學者、專家甚或思想家的文人,他完全可以扯開道義的枷鎖,“雙耳不聞公共事”,怡然自樂地耕他的一畝三分田。

      再看第二點“知識面廣”。今日的知識——領域廣,更新速度快——這兩者都決定了分工越來越細,百科全書式的文化人將越來越少。這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否則,我們就要鬧笑話。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獲得博士學位較早,他說家鄉的父老向他請教問題,他答不上來,他們就挺狐疑,因為在他們看來,博士是應該什么都知道的。

      結合這兩大點,我來分析莫言。

      莫言充滿道義嗎?我不能籠統地回答“是”或“否”——籠統答“是”,那是對我自己不負責;籠統答“否”,那是對莫言不負責。還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吧。莫言很少直接對當下的公共事務發表看法,這是事實,也是他選擇的自由。我們可以贊美崇高,怒斥卑鄙,但我們不可以怒斥既不崇高也不卑鄙的中間情形。崇高是高線道德,不卑鄙是底線道德。一個人只要不觸犯底線道德,他就有權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犯道德上的問題,如果犯的話,也是他自我審查的結果,而非他人所判定。實際上,真正良心的代價是死亡。人的生命在廣袤的宇宙中只是一粒微塵,在歷史的長河里只是一朵浪花,因此,人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或者讓自己的小命活得更好一些,在不損人為惡的前提下,即便茍活,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還能有所成就的話,并不是壞事。清代的文字獄著實可恨,但由此催生出的以考據為主要治學方式“乾嘉學派”的興盛能說是壞事嗎?因此,我贊美林昭、張志新,我同樣敬佩錢鐘書、徐中舒。

      具有叛逆氣質和批判精神的人適合做公知。通過面相和講話,可以看出莫言是個厚道人,并不叛逆。這里涉及到性格與思想的關系問題。性格并不能決定思想的高度和深度,卻能影響到思想的風格或傾向性,從這個意義上說,陳獨秀的思想所表現出來的決絕與他性格的果決是分不開的。所以,我們別指望也別苛求莫言這個厚道人能說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話來。因為莫言不是公知,我們無從直接見識他的批判精神。但如果就此說莫言沒有批判精神,則對他是有失公平的,他的批判精神主要是通過小說這種載體予以表現的。

      當然,莫言也確有一些讓人詬病的地方。2009年9月,莫言在法蘭克福“感知中國”論壇上發表演講,他講了一個小故事:“聽說法蘭克福是歌德的出生地。在中國,流傳著一個非常有名的關于歌德的故事。有一次,歌德和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對面來了國王的儀仗。貝多芬昂首挺胸,從國王的儀仗隊面前挺身而過。歌德退到路邊,摘下帽子,在儀仗隊面前恭敬肅立。我想,這個故事向我們傳達的就是對貝多芬的尊敬和對歌德的蔑視。在年輕的時候,我也認為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象話了。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慢慢意識到,在某種意義上,像貝多芬那樣做也許并不困難。但像歌德那樣,退到路邊,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對著國王的儀仗恭恭敬敬地行禮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氣。” (引自愛思想網站文學專題)

      這里,他用了“尊重世俗”四個字,我不敢茍同。不好的世俗,為什么要尊重呢?先知先覺者不就是要反抗世俗、解構世俗、引領世俗嗎?我情愿把這看作是用詞不當的表現,如果用“順從世俗”四個字,那我們還可以作出這是暫且容忍、以屈求伸的斗爭策略的解讀。

      至于莫言抄寫《講話》,我暫時還沒看到他的回應。如果他當時只是把《講話》當作一種歷史文獻來抄寫,而沒有考慮到自己同不同意《講話》的內容這個層面的話,則還是可以原諒的。

      我情愿以最大的善意去揣度別人。

      莫言知識面廣嗎?我還是不能籠統地回答“是”或“否”,但有一點是確定的,莫言的知識面有他的局限性,他只是一個比較優秀的文化人而已,并不是無所不曉的全人,這與當下公眾的期待有很大的差距。如果談思想,他肯定談不過李澤厚;如果談歷史,他肯定談不過余英時;如果談哲學,他肯定談不過趙汀陽;如果談宗教,他肯定談不過劉小楓;如果談新聞,他肯定談不過白巖松;如果講三國,他肯定講不過易中天;如果比知行合一,他肯定比不過李敖。然而,他有他的長處。

      莫言就是這樣一個人,一個優秀的文學創作者,他身上的道義感并不強烈,他的知識面并不大得驚人,他不是公知。我們可以期待他變成公知,但我們不可以責怪他不是公知或者不能變成公知,我們期待他創作出更多更優秀的文學作品。

       2012年10月26日,星期五

        進入專題: 諾貝爾文學獎   莫言   公共知識分子  

    本文責編: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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