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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鄭秉文:中國應謹防“拉美化”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5138 次 更新時間:2005-02-28 14:54:31

    進入專題: 拉美化  

    鄭秉文 (進入專欄)  

      

      2004年初以來,國內學界和企業界部分人士就中國是否存在拉美化問題曾進行過激烈討論甚至引起爭議,并引起了新聞媒體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我剛在英國做了一個月學術訪問,在接觸和拜會中國問題和拉美問題專家學者時有意識地就這個話題進行了一些交流,同時,也查閱了一些資料,旨在就拉美化問題談一下個人想法。

      

      是否存在“拉美化”這個說法或概念?

      

      在英文中,拉美化這個概念大致有兩種用法。一種是比較相對固定的用法,除將之比喻為兩極分化以外,主要指由于墨西哥等其它拉美國家大量移民涌入美國導致的包括音樂等美國文化藝術的拉美化傾向和就業結構的種族分層化現象,例如相當底層垃圾工作崗位由拉美移民來充填等;另一類是用來描述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種種經濟社會問題,或指經濟發展模式甚至某一產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偏差。在用于后者時,拉美化、拉美陷阱、拉美病等概念之間的含義沒有什么明確的界限,它們混淆替代使用,所指問題的范圍比較寬泛,僅是一種或多種社會經濟問題和現象的描述:從專制獨裁到周期性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從通貨膨脹、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到外資外貿甚至教育領域中出現的某些問題等,都被統統概述為拉美化。

      

      例如,在談到周期性危機時,一些東亞的經濟學家說韓國應防止陷入周期性的金融危機之中,警告韓國經濟走上拉美化的道路。再例如,在談到金融系統的腐敗導致壞賬增加時,有些西方學者警告中國金融系統不要導致拉美化現象。還有,美國近期的《洛杉磯時報》刊登一篇題為《美國應當為拉美制定“馬歇爾計劃”》文章,作者是美國世界政策研究所半球事務研究員安德魯 · 雷丁。文中的提法也是將拉美化也看成兩極分化的代名詞,認為委內瑞拉貧富差距十分懸殊,美國與拉美一樣,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明確提出“美國正逐漸拉美化”,并警告說,美國稅收負擔被轉嫁給那些最沒有承擔能力的人,事實上也出現了大致相同的兩極分化,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筆者不懂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但據了解在拉美國家普遍使用的這兩種語言中也存在拉美化的說法。牛津大學拉美研究中心主任索普教授是拉美經濟史專家,她操西班牙語,據她對拉美經濟史幾十年的研究,認為在西文語境中拉美化這個詞肯定是個貶義詞,其含義主要是指在拉美國家經濟發展中出現的貧困化和兩極分化等社會問題上,即更多地是集中在社會政策上,而指經濟政策的語義不強。在我接待拉美學者中,聽到的也基本是這樣,例如,巴西的巴西利亞大學普羅科比奧教授認為拉美的確存在“拉美化”的說法,在某種意義上它是貧困化的代名詞,是個貶義詞,主要指貧富差距擴大,少數人富有,大多數人貧困即出現階級分化。

      

      如何看待轉型經濟中的“拉美化”?

      

      拉美化的提法多與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等經濟發展過程相伴,并往往與這些概念連在一起,即拉美化問題一般在研究發展中國家時經常使用。但90年代蘇東巨變之后,一些學者開始經濟轉型過程中出現的經濟社會問題與拉美相比較,近年來不僅我國而且俄羅斯甚至世界銀行等一些經濟學家也開始使用拉美化這個概念,在俄羅斯,拉美化這個詞已經很普及,很盛行,在政界、媒體和學界已經廣為流傳,“俄羅斯正在拉美化”的警告聲不絕于耳,它們對某些轉型國家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正在進行全面地反省和檢討,這個趨勢大有愈演愈烈的勢頭。下面僅舉兩個例子。

      

      世界銀行的一些學者在評價俄羅斯經濟轉型甚至在研究俄羅斯20世紀百年經濟史的時候用拉美化這個概念將其全方位地與拉美進行對比。2001年出版的一本題為《俄羅斯改革之悲劇:市場布爾什維克主義反對民主主義》的著作通篇認為俄羅斯在實行休克療法之后的整個90年代在諸多領域正在逐漸拉美化,并對俄羅斯與拉美國家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之間的諸多相似性逐一進行對比排隊。該書首先將俄羅斯休克療法之后一直是兩位數的通貨膨脹與拉美相對比;俄羅斯通脹即使在最低年份1997年也高達11%,而70和80年代通脹是拉美的一個頑疾,只是進入90年代才開始稍有好轉。其次,他們在比較經濟結構時認為,拉美初級產品出口始終占較大比例,進入90年代后期才有所改善,1990年與2000年相比,從66.9%下降到41.7%,工業制品從33.1%提高到58.3%;俄羅斯經濟結構本來就不盡合理,休克療法之后就更加扭曲,例如,2000年與1990年相比較,輕工業的產出只及其18%,機器制造業只有其50%,食品加工業只達到其61%,鋼產量和石化只分別是其71%和72%,電力和天然氣是76.5%和89.5%等。再其次,對貧困化進行比較,拉美的貧困率1980年是35%,1990年是41%,2000年幾乎沒有什么變化,絕對數大約還是2億人口左右,但由于人口基數變大,比例從41%下降到了35.3%。而俄羅斯的貧困人口比例在1996年是22%,到2000年上升至29.1%。最后,在就業方面,拉美的勞動供給相當一部分被非正規部門甚至非法部門所吸納,在整個90年代非正規部門的城市就業年增長率是4.2%,三倍于正規部門。俄羅斯的情況很相近,低收入部門和地區占全部就業的70-75%,且收入差距越來越大,90年代人均最高和最低收入之間的比率是24.8%,而秘魯是22.3%,墨西哥是24.8%,阿根廷是34.1%;俄羅斯的一個特征是,許多新富和巨富幾乎都卷入到犯罪之中。還有人說俄羅斯最高和最低收入之間的差距已高達30:1甚至40:1。

      

      再例如,去年俄羅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研究所發表的論文《拉美的今天:俄羅斯的明天》認為,“俄羅斯拉美化”的說法是有道理的,它是對俄羅斯當今改革的一個多學科多領域的檢討,是對新自由主義“改革”的一個批判,是告訴人們俄羅斯正在被“世界體制”邊緣化的一個警示。該文認為,在一兩百年來世界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世界各國可以分為三個梯隊:第一梯隊是歐美、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國家,他們是資本主義“世界體制”的核心。第三梯隊是亞非某些國家。俄羅斯與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拉美國家同屬“第二梯隊”,他們的現代化道路屬于“半內生半外生”的性質,其內在基本原因根植于他們獨特與相近的歷史。從歷史上看,俄羅斯現代化改革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時代,但從那時起,俄國走的是一條“帝國現代化模式”,即轉型的主要目標都是為了加強軍事工業。如果拉美許多國家的經濟發展很像是一個巨大的轉動“方形輪子”,他們走走停停,很不連貫的話,那么,俄國的情況與之非常相象,也完全可以將之用“方形輪子”來形容;直至今日,拉美和俄羅斯的“方形輪子”都沒有成功地轉變成“圓形輪子”。從1980年代開始,拉美和俄羅斯都同時陷入到“現代化陷阱”,而俄羅斯從那時起就開始出現拉美化的苗頭。1990年代俄羅斯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一方面加劇了拉美化進程,但另一方面又沒有對西方新自由主義的“全民權利平等”等核心原則予以認同,從而使“經濟人”這個概念變成了“絕對自私人”的代名詞。該文認為,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俄羅斯是一個穩定因素,如果俄羅斯進一步邊緣化,歐盟東擴就會遇到困難,因為一個落后與不穩定的俄羅斯對東歐將會產生重大影響,它在“世界體制”中必將削弱西歐的地位。所以,俄羅斯拉美化不僅是個內部問題,而且還是個全歐洲的問題。

      

      中國正在“拉美化”?

      

      在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和工作論文以及俄羅斯國內學者如此使用拉美化的概念進行比較分析與比喻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第一,當學者和媒體在使用拉美化這個概念來描述和比喻俄羅斯等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大面積經濟社會問題時,盡管某些提法和對比可能有些勉強甚至不當,但在學術上卻沒有受到同行的質疑,在轉型經濟研究中這個概念逐漸受到認可。第二,俄羅斯在休克療法之后喪失了幾乎50%的工業能力,這是一個鐵的事實,無論是西方學者還是俄羅斯學者,面對這個事實,無論如何使用“俄羅斯正在拉美化”這個比喻來描述俄羅斯90年代的經濟改革與運行的結果和表現,似乎都不為過,這是因為,“在世界近代史上俄羅斯幾乎是唯一的一個在一夜之間就夷平幾十年經濟發展成果的具有發達教育社會的主要工業國家之一”。第三,中國的情況與俄羅斯的情況與俄羅斯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我們同意有人將俄羅斯休克療法看作是“華盛頓共識”新自由主義的又一個失敗試驗場的話,那么,那么新世紀初國際上出現的關于“北京共識”(或“中國模式”)的討論從一個側面說明,中國的改革路徑和改革效果與之是不同的,不是俄羅斯可同日而語的,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人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盡管“北京共識”是國際輿論自發提出的一個概念,其內容還在探討之中,參與討論者并不一定對其理論基礎都予以接受,甚至還不能算作是一個已經形成的“共識”,但至少可以說明中國改革因其理論上的科學性和實踐上的優越性而越來越被世人所接受,對許多發展中國家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第四,雖然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不能說不存在問題,也不能說不存在類似俄羅斯的拉美化問題。問題的關鍵是,什么是中國的拉美化問題,或說,中國首當其沖的拉美化到底是什么?

      

      在筆者開來,中國的拉美化問題當前最突出的首先應該是分配問題,而不在別的什么其它領域。

      

      作為轉型國家,我國在改革的過程中出現某些拉美化問題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在國內年初展開拉美化的媒體辯論和爭議之時,一些西方學者也紛紛加入進來,撰文評價和研究中國的拉美化問題。但是,與國內的辯論相比,西方學者對中國拉美化的看法有些不同,他們更多地是強調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某些貧困化和兩極分化等社會問題方面,而較少集中并涉及到經濟政策領域。例如,牛津大學中國問題研究所的一位中國問題專家在交談中說,十幾年以前在中國經濟起飛階段,經濟政策非常重要,但現在應該將某些社會政策協調起來,因為目前比較突出的矛盾是城鄉之間、高收入與低收入之間,城市發展與農民工之間的矛盾。在交談中倫敦經濟學院的一位國際著名經濟學家直言道,中國當前的問題應該盡快制定相應的措施,把福利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完善起來,防止貧困化的延伸,現在已經到了非治理貧困化不可的時候了,否則,隨著時間的推移,制度慣性就很可能導致積重難返,將來失去治理的機會,陷入惡性循環,即使能有成效,也必將付出很高的成本。如果說防止拉美化,中國首先應該警惕兩極分化和社會不公。

      

      在近幾個月來一些西方學者相繼發表的文章中也同樣將中國拉美化問題集中在這些領域。例如《中國是下一個拉美嗎?》就認為“分配不公的中國”有可能“使這個國家成為下一個巴西”;認為中國與亞洲四小龍等經濟體不一樣,他們的版圖較小,人口基數不大,幾乎可以在一代人之內將農村人口移至工廠,使之成為小康階層;認為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了這些問題,只要現在采取措施,就有理由認為中國可以避免陷入拉美陷阱。再例如,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網站上最近發表的一篇題為《中國正在“拉美化”嗎?》長文認為(見后面“附錄”),當今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由于城市的法制化建設和社會政策改革步伐跟不上,在城市化進程即“圈地運動”中必然出現土地問題、失地農民問題、農民工問題、貧富差距等問題,如果喪失治理的機會,就有可能使日益龐大的窮人階層與其它社會階層之間的沖突不斷激化,甚至有可能產生某些社會、經濟和政治危機,最終導致類似拉美國家的社會危機和政治災難。

      

      如何理解中國的“拉美化”?

      

      根據上述了解和閱讀,在我看來,對于“中國拉美化”和拉美化這些命題的界定,第一,它屬于對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問題的一種經驗性的現象描述和比喻,而非嚴謹的學術語言;第二,最初只是用來描述發展中國家,進入90年代以來更多地是用來比喻轉型經濟體;第三,英文文獻與西語和葡語語境中的含義略有差異,前者使用的范圍較寬,而后者較窄,含義相對固定并約定俗成;第四,由此我們有理由將拉美化概念分為狹義和廣義之別,即拉美問題專家學者的理解以及西語和葡語的語境含義主要將之視為貧困化和兩極分化的代名詞,可以稱之為狹義,而英文文獻中超出這些范圍的比喻可以看作是廣義的理解;第五,從年初以來國內對拉美化問題的討論中和一些國外拉美問題專家和中國問題專家的介紹中可以看到,有些人在談到拉美化時所強調的主要是廣義的角度,而有些人則更多地是從研究的角度,將其含義相對固定在拉美研究的范圍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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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zhang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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