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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鄭秉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應對哪些挑戰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51 次 更新時間:2012-12-07 01:04:52

    進入專題: 中等收入陷阱  

    鄭秉文 (進入專欄)  

      

      壇主小傳 鄭秉文,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黨委書記、所長,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保障中心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政府特殊津貼享受者,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兼職教授。

      主要研究領域包括:西方經濟學,市場失靈,福利國家,社會保障制度比較,社保基金投資和企業年金等。中英文發表和出版的文章及著作400多萬字,譯著100多萬字。

      

      核心提示

      

      中等收入發展階段是中國仍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是各種社會矛盾明顯增多的陷阱密布期。在這個發展階段,中國既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面對“轉型陷阱”、“拉美陷阱”、“福利陷阱”、“金融陷阱”、“美元陷阱”、“捧殺陷阱”等,甚至還包括主要來自房地產市場的“資產泡沫陷阱”等諸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與挑戰。盡管如此, 30多年的改革開放為中國順利度過中等收入階段積累了豐富經驗,為中國經濟長遠可持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我們有理由相信,只要防范、應對得當,中國完全有可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今天演講的題目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應對的挑戰”。按照世界銀行最新調整的標準,2010年中國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正好登上“上中等收入”新臺階。這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歷史節點,標志著中國現代化進程從此進入了一個嶄新階段,經濟發展水平邁上了一個更高臺階,社會進步實現了一個新的飛躍。同時也意味著,未來十幾年尤其是“十二五”期間,是中國避免掉進“中等收入陷阱”、順利進入高收入發展階段的關鍵時期。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發展中國家在成功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之后,雖然進入中等收入行列,但很少有國家能夠順利進入高收入行列,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區間,或是陷入增長與回落的循環之中,或是較長期陷入增長十分緩慢甚至停滯的狀態。根據近十幾年來周邊國家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教訓,針對中國在上中等收入階段有可能遇到的挑戰,我談一些個人的見解和建議。

      

      避免“轉型陷阱”,抓住轉變增長方式歷史機遇

      

      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十分突出,這個基本判斷正如“十二五”規劃建議所斷言的那樣,完全“符合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性新特征”。

      在上中等收入發展階段,中國經濟社會面臨的階段性特征或者說落進“中等收入陷阱”的諸多誘因可以主要歸納為:投資和消費的失衡關系難以扭轉,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更為明顯,產業結構還很不合理,城鄉區域發展很不協調,科技創新能力還很不強,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擴大,農業基礎仍然薄弱,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制約可持續增長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較多,各種社會矛盾明顯增多等等。

      所有這些“階段性新特征”,都是在進入上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需要在增長方式轉型中逐漸加以解決的。總體看,中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既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面臨嚴峻的戰略性挑戰,需要審時度勢,抓住機遇,避免“轉型陷阱”。

      在世界經濟史上,由于沒有抓住歷史機遇導致轉型滯后并從此一蹶不振的案例并不少見。早在19世紀中后期,拉美國家就陸續踏上了現代化之路。在爾后的百余年里,該地區在增長模式轉型過程中走過了一個“之”字形的彎路,即經歷了初級產品出口導向、進口替代工業化和新型出口導向這樣三個發展階段和兩次轉型,但由于種種原因,拉美經濟轉身遲鈍,沒有及時趕上快速經濟增長的時代列車。

      由于沒有抓住歷史機遇,拉美經濟轉型大約延遲了35—45年。而這期間,歐洲和日本經過了中等收入階段,又進入了高收入行列。隨后,亞洲“四小龍”開始崛起,成為進入高收入的新興經濟體。因此,有理由這樣認為,對拉美經濟轉型的機會成本而言,“失去的80年代”只是一個符號,實際上就經濟發展的國際比較來看,“失去的”至少是半個世紀。

      

      防止“拉美陷阱”,實現“包容性增長”

      

      “拉美陷阱”主要是指分配不公,進而指兩極分化的社會、動蕩不安的城市和毫不守信的承諾等。

      可以從三方面來理解防止“拉美陷阱”的意義:

      第一,正如George等學者曾撰文善意告誡的那樣,如在2020年之前不能從“拉美陷阱”里逃出來,中國現代化進程將有可能像一個“方形輪子”,走走停停,斷斷續續。分配不公和兩極分化有可能導致社會分化和沖突,進而中斷增長,從而掉進“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收入分配不合理,甚至與擴大社會消費總需求逐漸脫節,將不利于經濟增長。如果這個自由市場制度的缺陷長期得不到糾正,就意味著分配原則和分配政策沒有考慮到有利于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在初始分配環節的分配原則并沒有將社會總消費需求和宏觀經濟總量增長的關系等因素考慮進來的情況下,政府應該及早出面糾正“市場失靈”,否則,將不利于擴大內需和加快增長方式轉變,有損于增長的可持續性。

      第三,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分配原則及其方式應是“包容性增長”,即公平合理地分享經濟增長,而不是拉美式的“增長性貧困”,即一方面經濟呈增長態勢,另一方面貧困率也居高不下。“包容性增長”自然包括提高“社會包容”程度,消除“社會排斥”因素,減緩各種社會矛盾,促進社會穩定和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減貧成就斐然,舉世公認,但分配不公卻始終受到社會的詬病,城鄉之間、沿海和內陸之間、行業之間收入差距日益擴大。

      在未來十幾年里,當歷史行進到上中等收入階段的后期,人均經濟總量大約將是目前的3倍,如不采取有效措施,貧富差距將有可能進一步擴大,社會矛盾將積重難返,對社會安定形成威脅。為此,盡快進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積極推動城鎮化進程,縮小城鄉差距,防止兩極分化,將是確保穩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非常舉措。

      

      跨越“福利陷阱”,保持社保與經濟增長同步發展

      

      歷史經驗證明,目前發達國家的主要社會保障和福利項目,幾乎都是這些國家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處于上升時期建立起來的。

      例如,法國1970年之前GDP增長率最低時沒有低于4.3%,最高曾達7.0%,在社會輿論壓力下,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成為勞動保護制度和福利項目的立法高峰期。但是,始料不及的是,1973年石油危機打破了法國和歐洲福利國家的良好預期,法國增長率從1974年的4.5%驟然跌至1975年的-1.0%,此后雖有反彈,但始終沒有超過50—60年代的水平。持續的經濟衰退和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使高福利制度成為法國財政的沉重負擔,但福利剛性卻使改革遇到極大阻力。1995年以來,在政府主張改革與社會極力反對的激烈沖突和社會動蕩中,很多法國和歐洲學者開始反思70年代初的倉促與盲動,并為之而嘆息。

      雖然拉美國家建立社保制度和福利項目的時間大多略晚于歐洲,但發展很快,逐漸成為財政的一個負擔。為減少國家財政責任,拉美國家率先進行社會保障私有化改革,將國家的責任轉嫁給社會和個人。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在私有化改革時,絕大部分國家已進入中等收入階段。這說明,拉美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后,遲緩的經濟增長使社保制度顯得有些超前和不合時宜。

      中國經濟正處于上升期,社保制度也同樣處于建設高漲期。但目前中國的問題是社保制度沒有跟上經濟高速發展的步伐,制度建設顯得非常滯后,沒有充分發揮保障居民消費和擴大內需的應有作用。在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之后,迅速的城鎮化、大規模的非農化和生活水平的整體提高,必將使社保制度的現狀顯得更為滯后,尤其是經濟增長的預期使人們對社保制度的要求更高,社保制度面臨的壓力更大。

      在這種情況下,重要的是要保持清醒頭腦,居安思危,吸取當年歐洲發達國家處于中等收入階段時和拉美國家的一些教訓,始終保持社保制度與經濟增長的同步發展,既不要滯后,也不應超前,滯后將不利于擴大消費和經濟增長,超前會“透支”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成為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誘因。

      

      防止“金融陷阱”,金融改革應慎之又慎

      

      在金融危機中,中國金融業經受住了嚴峻考驗,受到較大影響的主要是實體經濟。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因為中國金融體系還沒有完全開放和融入國際金融體系的結果,但盡管如此,其結果還是受到國際業界的充分肯定和認可。比如,每年發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對中國“金融市場成熟度”的單項排名,就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問題:2008年排名僅為第109名,2009年躍至第81名,2010年躍升至第57名。

      在中國邁入中等收入階段時,一方面應堅持改革,加大金融業的開放度,不要因噎廢食,但同時應采取十分謹慎的態度,循環漸進。這是因為,從防范危機的實際效果看,人民幣資本項下可兌換和金融體系的開放程度與進程必須取決于中國國情。同時,還要繼續加強金融監管體系建設,完善監管制度,建立一個健康的金融業和銀行業。否則,金融體系一旦出現問題,勢必拖累整個實體經濟,影響增長,欲速不達,甚至有可能落入“金融陷阱”。

      拉美絕大部分國家之所以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區間而難以突破遞進,除其他原因外,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金融危機的周期性對經濟增長和實體經濟的巨大破壞,是一個重要原因。據統計,在1974—2003年整個中等收入階段,拉美各國發生金融危機的平均數量和復發次數在世界各國中名列前茅,大約35%的拉美國家多次爆發危機,幾乎是其他地區的3倍。

      銀行危機不僅對拉美短期宏觀經濟變量產生很大影響,而且還影響到了長期增長,代價巨大。拉美每爆發一次金融危機,經濟長期增長率就下降約1個百分點,拉美銀行危機的平均財政成本超過了GDP的20%,幾乎是OECD成員國的兩倍,比其他新興市場國家要高出約1/3。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的財政成本超過了GDP的20%;2001年,阿根廷爆發的債務危機和銀行危機甚至引發了政治危機,數月后總統被迫辭職,次年阿根廷經濟衰退進一步惡化,經濟活動的增長率下降了10%,財政赤字占GDP的5.9%,公共債務占GDP的60%。

      

      小心“美元陷阱”,確保國民經濟安全

      

      截至2010年第三季度末,全球外匯儲備為8.99萬億美元;截至2010年12月底,中國外匯儲備為2.85萬億美元,占全球總量的1/3。由于相當一部分外匯持有美元資產,規模巨大的儲備資產安全問題越來越引起全社會高度關注。

      即便不考慮美國國債券收益過低問題,由于以美元標價,一旦美元貶值,中國外匯儲備也會遭受巨大損失。事實上,由于美國持續的經常項目逆差、巨額外債、貨幣供給急劇增加、巨額赤字等因素,中國儲備資產面臨著威脅,持有的美元資產實際已經貶值。

      毫無疑問,“外匯儲備難題”將伴隨未來十幾年中等收入階段全過程。這是一個關涉國民經濟整體安全的全局性和戰略性的大問題。表面上看,這主要還是一個國內經濟問題。因此,中國應積極制定應對政策,比如減少“雙順差”,盡量將資源用于國內消費與投資,將經濟工作重心轉到振興內需上,加快調整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結構等等。但在本質上,這還是一個國際事務和國際關系問題。因此,應密切關注和跟蹤國際政治經濟形勢走勢,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事務,作為最大的新興經濟體,在國際舞臺上,中國應扮演好與最大的發達經濟體利益攸關方的角色。

      

      謹防“捧殺陷阱”,韜光養晦不當頭

      

      在中國剛剛改革開放時,西方國家普遍“唱衰”中國。而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大幅提升,“中國威脅論”、“中國投資威脅論”、“新殖民主義論”等接踵而來。近幾年來,面對奧運的成功舉辦,世博的舉世矚目,金融危機中的杰出表現,氣候變化和節能減排中承擔的義務等等,一些西方國家又開始利用民主、人權以及民族等問題來妖魔化中國,制造和推銷“新興經濟體責任論”、“中國環境威脅論”和“中國責任論”等,要求中國承擔起不合理的順差、匯率、碳排放等過度的國際責任,甚至有人還說“應當除去中國‘發展中’和‘新興’這樣的字眼”。

      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雖躍至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然很低,仍然是一個真實的發展中國家,2009年人均GDP世界排名僅為第100位。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其角色定位應始終建立在這一基本事實基礎之上。中國實際上已經承擔起與自身實力相應的責任和義務。面對不同的國際環境和輿論環境,中國應保持清醒頭腦,始終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不要掉入西方設下的“捧殺陷阱”,不能承擔超出中國自身能力以外的義務。

      中等收入階段正值中國國內經濟和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在國際事務中其實也同樣處于一個“國際角色轉型期”。從國際關系和區域安全角度看,中國可能會經常自主不自主、自覺不自覺地、甚至是出于善意地“被要求”承擔一定的全球或區域安全責任。但是,正如鄧小平所說,在世界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的大環境下,韜光養晦,不當頭,不稱霸,贏得歷史機遇發展好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家庭作業”,才是中國國際角色應有的定位。這個定位是建立在這樣一個事實基礎上,即在經濟總量上中國雖然登上世界第二的高位,但在人均GDP方面,中國只是發達國家的1/10。這就說明,中國要走的路還很長,目標還非常遙遠,其硬實力還相差遠;在軟實力方面,差距就更大了,至少還需要半個世紀的努力。

      

      超越“民主陷阱”,保持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

      

      很多案例顯示,在中等收入階段,如果民族沖突加劇、社會矛盾激化、政黨斗爭激烈、政府更迭頻繁,國家的經濟社會政策就必然缺乏有效性和連續性,經濟發展就必然受到極大影響,甚至長期止步不前,掉進“中等收入陷阱”難以自拔。

      拉美一些國家在20世紀中葉至80年代就曾飽嘗政府頻繁更迭和軍事政變之苦,有些國家甚至被稱為“政變之國”。根據2007年的一份研究報告,這些國家每次發生的社會沖突和政治動蕩,都給國家經濟和家庭結構帶來巨大災難,導致其經濟發展至少倒退10—15年。這是因為,每次社會沖突和政治動蕩之后必然出現經濟停滯,隨后便是通貨膨脹、債臺高筑、投資劇減、大量失業、公共服務短缺等等,為爆發下一次社會動亂埋下隱患。

      跨入上中等收入行列之后,生活水平和文化程度有了較大提高,主張加快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引進西方式民主的民主訴求必將凸顯。如果處理不當,回應遲鈍,“民主高潮”有可能演變為“街頭政治”,南亞式的“民主亂象”(印度、巴基斯坦、泰國等)有可能導致中亞式的“玫瑰革命”。因此,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基本條件,是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是中國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關鍵因素。

      盡管如此,30年的改革開放為中國順利度過中等收入階段積累了豐富經驗,為中國經濟長遠可持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中國發展道路上,在不久的將來,只要防范、應對得當,中國完全有可能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本報記者蔣廷玉根據鄭秉文教授的演講編輯,未經本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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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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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新華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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