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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鄭秉文:社會權利:現代福利國家模式的起源與詮釋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8167 次 更新時間:2005-04-29 00:06:49

    進入專題: 福利國家  

    鄭秉文 (進入專欄)  

      

      [摘要] 人類進入20世紀以來,社會事務不斷的國家化逐漸體現在社會權利的要求方面,于是,社會權利便成為現代福利國家的一個催生婆,并日益成為保證企業競爭力和最大限度適應經濟發展的一個“生產性投資”。本文以社會權利作為研究福利模式的一個起點,認為,社會福利的“非商品化”與社會權利相對應,是現代福利國家本質特征的一個體現,同時也是對“前商品化”一個反動。社會權利不是無條件的,其擴展程度越寬,非商品化程度就越高,由此福利國家便逐漸形成三種不同的模式。不同模式的福利國家對其社會分層化產生的影響是不同的,因此,它們各自的產業結構也就不同。這樣,福利國家的三個模式在現實世界中就顯得有意義了,即不同模式下福利國家的產業結構、就業路徑和勞動力市場的彈性具有較大的差異性,后者反過來有成為測度不同模式福利制度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 福利國家 社會保障 制度模式 商品化 就業路徑

      

      “福利國家”這個術語的出現是戰后的事情,至今只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但是,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則形成于一百多年前的德國;如果繼續上溯的話,四百多年前即1601年英國伊麗莎白時代的《濟貧法》可以被看是國家作為“國家保護人”對人類進入工業革命時代門檻之時對人類社會安全需求的第一個回應;從這個意義上講,《濟貧法》被認為是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和福利國家的雛形,它標志著人類開始進入工業革命的社會。

      

      從《濟貧法》到現代福利國家,在這漫長的三、四百年的歷史演進過程中,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依時間順序逐漸開始顯露出三個特征:政治事務民主化,經濟運作市場化,社會事務國家化(國家逐漸干預福利事業,成為福利國家);幾乎是相對應地,社會運動與工人斗爭也依次地表現為,在18世紀所要求的是“公民權利”,19世紀主要集中在“政治權利”或曰“經濟權利”上,進入20世紀,從現代福利國家的角度看,主要表現在“社會權利”方面。

      

      1、社會權利:“非商品化”福利國家的本質體現

      

      在現實世界中,戰后以來西方現代福利國家由誕生、到崛起和鼎盛時期,再到陷入經濟危機,形成了一個拋物線狀的發展態勢。但是對福利國家制度模式和社會保障模式的理論研究上卻是越來越熱,呈現出一條上升的曲線。尤其近十幾年以來,這個領域里的著述浩如煙海,流派紛爭,方法各異。

      

      在這些著述中,丹麥籍著名學者艾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sen)對福利國家和福利制度模式的研究在世界范圍內吸引了眾多的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他們從各自學科出發圍繞著艾斯平-安德森“福利模式”的分類法展開了討論,盡管對艾斯平-安德森創立的福利模式“三分法”的爭議見仁見智,但后人們幾乎都是從艾斯平-安德森為起點,從社會權利的起點出發,根據馬歇爾的理論框架,將“非商品化”作為主要和唯一的分析方法來對待社會權利的問題,并把“非商品化”作為研究社會權利與福利國家之間的一個橋梁,使二者有機地聯系起來,將之成為研究社會權利的一個工具;通過對社會權利的分析,演繹出對不同福利國家和福利制度的比較分析,進而對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類型進行了深入的剖析 [1]。

      

      如果說福利國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產物的話,那么,福利國家就應該是管理公共物品的一種工具,是一個權力中心,因此它又具有促成自身發展的傾向。那么,據此人們可以將福利國家定義為是對于公民的一些基本的、最低限度的福利負有保障責任的政制。因此,所謂福利國家就是對福利支出的主旨給予的一個制度承諾:對社會的公民權利和共同責任做出承諾,對“社會權利”給予法律保護;換言之,第一,當現代工業經濟破壞了傳統社會制度進而社會權利以法律的名義被固定下來并賦予一定的財產意義的時候,福利國家就出現了。第二,“社會權利”既可以被看成是對福利國家的起源的詮釋,又可以被看成是福利國家的本來意義。第三,所謂“社會權利”是指,在工業化社會中,既然福利國家的福利政策和經濟政策必須對工人給予強烈的社會保證,以最大限度地規避和降低工業化社會(與傳統社會相比)為個人帶來的各種社會風險,旨在維持資本主義的再生產,那么,“社會權利”就應該定義為:它是保證企業競爭力和最大限度地適應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的一種“生產性投資”。這個生產性投資是福利國家得以誕生、存在和發展的前提之一。第四,由此,社會公民權利往往被認為是福利國家的一個核心概念。

      

      將“非商品化”這個重要概念引入“社會權利”和福利國家體制的分析框架之中并將之作為一個主要理論工具以此演繹出一整套比較嚴密的邏輯體系,這是福利模式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貢獻:如果假設社會公民權利是福利國家的核心概念,那么,首先,它必須包括“社會權利”的授予;假如社會權利在法律上和事實上被賦予了財產所有權的性質,假如它們是神圣不可侵犯并假定社會權利的資格基礎是公民資格而不是其能力,那么它們必然帶有“非商品化”的性質;如果承認福利國家中社會權利的存在和擴展是其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的基礎,那么,社會權利就可以被視為是非商品化的“容納能力”。于是,判斷社會權利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允許人們依靠純粹市場之外的力量去改善其生活水準。因此,從這個意義上,“非商品化”的定義內涵就是指個人福利相對地既獨立于其收入之外又不受其購買力影響的保障程度,而社會權利就是對公民作為“商品”的地位的一種反動、一種限制或一個削弱的因素。

      

      2、社會權利:“前資本主義”中“前商品化”的必然結果

      

      在人類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之前,在勞動力沒有被完全商品化的時候,傳統的社會福利存在于“不完全商品化”的形式之中。因此,所謂“不完全商品化的社會福利制度”這個概念的含義就是指,中世紀里決定一個人的生存能力不是勞動契約,而是家庭、教會或君主的福利環境。于是,“前資本主義”歷史階段中的勞動力就可以相應地被稱為“前商品化”的勞動力。這就是“前商品化”概念的第一個含義。

      

      但是,前資本主義社會并不是絕對沒有商品形式,例如,封建社會的農業生產是現金農作物;再例如中世紀的城鎮中人們從事的生產也有商品交換;莊園經濟或專制經濟也存在著課稅,也進行一定的商品買賣。但總的來說,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的商品形式尚未大規模發展起來,勞動者為了生存只是偶爾出賣他們的勞動力,真正意義上的商品化的勞動者是不存在的。這就是“前商品化”的第二個含義。

      

      在前資本主義,雖然不勞動就不能生存,但是,生產者、農民、農奴或熟練工匠不論其工作效能如何,其家庭成員總能保持一定的自給自足;并且,封建勞役采取了一定程度的互惠形式,農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領主的家長般的幫助;在城市,勞動者一般來說是“基爾特”或兄弟會的當然成員,窮人通常還能夠從教堂得到幫助。因此,與赤裸裸的自由放任政策下資本主義商品邏輯和救濟制度相比,“前資本主義”的社會救助更多地是企圖體現其慷慨和仁慈,大部分人依靠通行規則和社會組織基本上是可以維持生計的,即當大多數人能不完全依賴于工資形式的收入而生存時,商品形式無從談起,這就是“前商品化”的第三個含義。

      

      第四層含義是,工人的“前商品化”地位還普遍地存在于自由放任主義極盛時期。這是因為,在自由放任時期,面對救濟制度的嚴重不足,“前商品化”便成為一種自發的回應和保護措施,它不但具有相當大的合理性,而且還具有相當的生命力;一方面是基爾特組織不斷被廢除,但另一方面其它互助性質的福利社團卻經久不衰。“前商品化”的社會政策是“防止資本主義倒塌的拱壁”之一[2] ,也是我們今天所考察的現代福利國家的基石之一。

      

      在艾斯平-安德森和卡爾·波拉尼(Karl Polanyi)等許多學者眼里,英國的斯賓漢蘭德制度是前商品化制度的一個典型案例,因此是英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羈絆。所謂斯賓漢蘭德制度,是指1795年5月6日由英國伯克郡斯賓漢蘭德的地方長官制定的濟貧制度,后為英格蘭各地區普遍采用。這種制度不是規定最低工資標準,而是補貼工人的收入使之達到一定水平:一個工人每周的補貼水準按12公斤面包的價格折算,他的妻子和每個孩子各按6公斤面包折算。由于斯賓漢蘭德制度實行的是“社會工資”制度,從而減弱了那些脫離了土地的工人遷往新興工業都市的流動愿望,阻礙了勞動力商品化的進程,一味地固守著前商品化的原則,恪守著封建社會的保護傳統,成為英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羈絆,因此,1834年它被濟貧法修正案即“新濟貧法”取而代之。

      

      3、社會權利:對勞動異化的反動

      

      盡管“前商品化”因素普遍地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之中,但是,無庸質疑地是,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無情地摧毀了舊制度的藩籬,“前商品化”時期的經濟保障日益凋敝;于是,與自由放任主義資本主義原則相伴而生的必將是勞動的商品化。

      

      當人們為了生計和必要的生活保障而不得不到市場上去尋找工作和就業機會的時候,他本人及其家庭成員的所有經濟來源與生活保障就不得不依靠他的“工資勞動”了;當資本主義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生活需求必須通過商品交換得以滿足時,購買力和收入分配問題便突顯出來了;當人們的勞動成為商品的時候,他們獨立于市場之外的生存權利便岌岌可危了,于是,“前資本主義”的“前商品化”福利就開始慢慢地讓位于他們的“現金交易能力”和“現金交易關系”了。其它商品可以待價而沽,直至市場上的價格令人滿意為止;但工人們不同,他們必須先生存,然后再生產他們自身和他們生活其間的社會;如果沒有其它賴以維持生計的辦法可供選擇,勞動者則不能惜售自身。

      

      勞動力的商品化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個最為矛盾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商品化問題是資本積累過程中階級演變分析的核心所在,勞動力的商品化意味著人的異化。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這部首次論述資本主義社會異化勞動的經典著作中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異化勞動”所造成的勞動者與其勞動產品嚴重脫節的不平等現象,指出,勞動固然為富人生產出奇妙的作品,卻替勞動者生產出窮困。勞動生產出宮殿,替勞動者生產出茅棚¼ ¼ 勞動者用機器來代替勞動,卻把一部分勞動者拋回到野蠻方式的勞動,把剩下的一部分勞動者變成機器。勞動生產出聰明才智,替勞動者卻生產出愚蠢和白癡 [3]。 馬克思運用異化勞動的概念,對資本主義的商品化進行了深入分析批判,歸納起來,它包含著四個內容,即工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同自己的生產活動、同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以及人同人相異化。于是,我們可以認為,馬克思給予的結論已經非常明確,他認為私有財產首先是勞動異化的基礎和原因,其次是勞動異化的結果,最后它是一切異化的根源。剩余價值的存在是使得無產者為了生計而出賣勞動力的資本從而成為勞動異化的物質基礎。因此,勞動異化成為無產者不想為而又必須為之的結果,即為了生存必須付出的勞動。

      

      可以說,19世紀中出現的馬克思主義和20世紀初的社會主義,無論它們是一種理論學說還一種意識形態或是一種政治制度,都是對資本主義將勞動力商品化這一歷史事實的回應而誕生的。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勞動力的商品化是階級形成過程中的必然要素之一:獨立的生產者轉變為無產的領薪者,失去的是對自己勞動力的支配權,換取的是勞動工資,因此,他們的家庭及其一切福利必定開始依賴市場,開始依賴雇主的支配。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其它任何商品一樣,勞動力這個商品之間也存在競爭,也遵循著同樣的供求規律;競爭越激烈,價格就越低;價格越低廉,工人的生活就越陷入貧困之中不可自拔,就越依賴于對勞動工資的獲得,其福利和生活保障對現金交易關系的依賴性就越大。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完全占據統治地位、普遍的商品化市場原則滲透于社會每個角落的時候,個人福利的狀況和水平就開始逐漸被貨幣關系徹底支配,貨幣就成為勞動的唯一目的。

      

      正如布羅代爾所指出的,在前資本主義制度,盡管貨幣已頗為流行,但大多數農民生活在貨幣之外,那時顯然不是資本主義社會[4]。資本主義就是充分的商品化和市場化。只有資本主義制度才能使貨幣的邏輯沖破對土地和勞動力商品化的限制,一切物品都可買賣,一切物品的買賣都受法律保護,并且,重要的是貨幣成了勞動力商品化的價格尺度,勞動力終于成了一種自己可以出賣自己的一種特殊商品。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當一切物與一切人都遵從貨幣的邏輯作為商品去自由合法地交換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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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責編:zhang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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