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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鄢烈山:平權——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詞(下)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619 次 更新時間:2013-08-06 08:38:05

    進入專題: 平權   社會轉型  

    鄢烈山 (進入專欄)  

      

      造成當下中國諸多病癥的病根是什么?是權利不平等,政治權利、經濟權利、社會權利、文化權利,包括受教育的權利,擇業權利、遷徙權利、居住權利和享有社會保障的權利,等等等等,無所不在的不平等。

      所以,實現社會轉型就要平權,平權是完成社會轉型的樞機,是社會變革綱舉目張之綱。

      

      五,平權的可操作性

      

      實現權利平等,不僅要考慮道義上的正當性,還要考量實踐上的可行性;不僅要有理論上的研究和闡發,還要有實際操作上的策略和步驟;不僅要有民心的擁護,還要盡可能爭取官意的推動。

      為此,一方面要繼續啟蒙,繼續呼吁民主憲政法治,繼續理論創新和解放思想,乃至采取合理合法的手段請愿,抵制和抗議侵犯公民人權和政治權利的橫暴勢力,向當權者施加社會壓力,推動有利于自由平權的社會進步,就像曾經促成將保護公民合法財產、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促成廢除收容遣送制度。比如當下可以呼吁爭取落實或修改立法,實行公民的自由結社權利、罷工權利、自由遷徙權利和收回政府的征稅授權等等。另一方面,利用已有的合法的政治法律資源,“卑之無甚高論”,從責成執政者踐行已有的承諾做起。

      在不少方面民間的平權訴求與官方話語是可以兼容甚至對接的。比如現在有些反憲政的“理論家”動輒給人扣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道路的帽子?在鄧小平理論中,社會主義制度并不等于公有制,更不等于計劃經濟,而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里反封建等級特權、人民當家作主、走向共同富裕這些社會主義制度的定義從未被否定和質疑,這正是要求平權的人們可以“堅持”付諸實施的。而鄧小平時代壓制民權導致嚴重不公不平的施政方針“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發展才是硬道理”、“穩定壓倒一切”,其政治與社會弊端,早已充分顯現,在新世紀有了相應糾偏的口號“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與“和諧社會”,并提出尊重和保護每個人的權利,公平正義是政府的首要職責等觀念,雖然口惠而實不至,那也是一種政治承諾,可以要求假戲真做。在中共黨史的主流話語和“新中國”政府的官方話語里從未否認“民主”(人民當家作主)和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

      亨廷頓在《第三波——二十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一書中,論民主化的道路和民主化的過程,他通過分析到1990年為止已經出現或正在進行民主化的國家經歷,總結道:“民主的國家是用民主的方法產生的:舍此無它。民主國家是通過談判、妥協和協議而產生的。它們是通過示威、競選和選舉而產生的,是通過非暴力地解決分歧而產生的。它們是由政府和反對派中的政治領袖所締造的,他們都有勇氣向現狀挑戰,并使他們追隨者的眼前利益服從于民主的長遠需要。民主國家是由政府和反對派中的領導人,即那些抵制反對派激進分子和政府中保守派的武力挑釁行為的領導人所創設的。民主國家是由政府和反對派中那些有智慧承認在政治上沒有一個人可以壟斷真理或美德的那些領袖們所創設的。妥協、選舉、非暴力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征。”

      那么,我們應當努力爭取中國實行平權、完成民主轉型的路徑,可以表述為:循名責實,維權促改;行憲守法,還權于民;官民互動,和平轉型。

      所謂“循名責實,維權促改”,是對民間講的,對公民個人講的。“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現在并不指望出臺什么宏偉的政改“頂層設計”,首先要把許諾給人民的那些權利兌現,比如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基層自治、財政預算決算公開、人民代表民主選舉、司法機關獨立判案,總之現有法律和中共中央文件載諸明文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承諾,不能讓它們成為畫餅,成為擺設和幌子。正如胡適所言,爭你個人的權利,也就是為國家爭權利。

      所謂“行憲守法,還權于民”,則是對公權力機關和官員講的,憲法不能成為裝飾,依法治國首先是治官,防止公權力被濫用,以權謀私,欺壓百姓。“還權于民”這個說法,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在湖南省委書記任上時就提出過,它其實是不言自明的。因為現代國家和政府的合法性不在于是誰打下了“江山”,而在于人民的授權。“主權在民”是現代國家的普適原則。

      官民良性互動,實現社會的和平轉型,既符合底層民眾的利益,算大賬也符合執政者和精英階層的利益。這并非一廂情愿,中國人不能仍然信奉以暴易暴的革命翻身理論。民主憲政者的假想敵也多是有理性精于計算的“經濟人”。時至新世紀,中國的教育更加普及,社會更加開放,信息技術更發達,公民權利意識大大增強,以胡蘿卜(用金錢建立維護既得利益的特權精英集團,收買知識精英,花錢擺平“刁民”)加大棒(強力鎮壓)的“維穩”成本越來越高。洗腦的“筆桿子”效用越來越低甚至信譽掃地,“槍桿子”也是由有思想的人掌握,未必可指揮如意,這樣的社會現實是實現官民良性互動、和平轉型的國內背景。至少,可取“搶救式治療”的態度,即以最大的善意,盡最大的努力,爭取轉危為機,化險為夷,走出“歷史的三峽”。

      不可寄望天降明主賢相,但是可以相信民間的壓力愈大,社會的壓力越大,投合民意的政策法律就有更大可能性出臺。從消極的被動的壓力講,因為“大躍進”導致了無法掩飾的大饑荒,才有毛讓賢劉出來收拾殘局搞“三自一包”;因為社員消極怠工,人民公社制度才終于解體。而人民公社制度的終結,正是小崗村等地的農民主動挑戰舊制度,加上萬里、趙紫陽和鄧小平等人順應民意的結果。廣東人冒死逃港的壓力,在促成鄧小平搞深圳經濟特區中的作用,也是官民良性互動的好例證。當下這樣的例子就更多了。烏坎村民拿起土地法和村民自治法抗爭,取得了“烏坎轉機”;“隨遷子女”15歲的少女占海特為爭取平等的受教育權“約辯”各界人士,引起廣泛關注……

      且看美國的平權進程,不要以社會制度不同完全否認其可比性。上世紀美國經濟大蕭條期間,美國政府一度殘酷鎮壓絕望的抗議者,1932年7月28日,胡佛總統命令軍隊出動輕型坦克和騎兵、步兵驅趕因反饑餓而到華盛頓請愿的2萬多退伍軍人及家屬。次年羅斯福就任總統,他不可能改變美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但是他因應社會經濟壓力的政策變了,其推動的社會改革新政就包括了許多平權的內容,清理控制公共事務部門者的特權,為弱勢群體擬定綜合社會保障計劃。而上世紀60年美國的民權運動,更是馬丁·路德·金為代表的民間力量與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良性互動,共同促成的偉大社會進步。

      應該說,民間要求平權的呼聲和壓力,中國政府是感覺到了并有所回應的。江朱時期,農村的“三提五統”鬧得雞飛狗跳,民間對抗劇烈,讓官方得不償失,終于有了取消農業稅和特產稅。胡溫時期雖未根本改變福利分配按權分配格局,但在社保與醫保全覆蓋方面總算有了起步。李克強在今年兩會期間答中外記者問時,對社會階層固化、教育不公等民間怨聲最大的問題也有回應,承諾要促進社會縱向流動,讓農村孩子感受到希望云云。

      也許有必要補充說明,以上講的都是比較理性的維權方式、平權途徑,但促成社會轉型的是合力。沒有兩端也就沒有所謂中間(中庸、中道),倡行和平轉型的人,不希望出現暴力和動蕩,但也不能否認人民有推翻暴政的天賦權利。真正的“毛左”并非一無是處,他們的“原教旨”毛主義和文革思維,對既無“群眾運動”威脅又無法治制約而肆無忌憚的權貴階層構成某種道義壓力;中國語匯中的“極右”完全否認中共政權歷史合法性更是令當權者寢食不安的“敵對勢力”;從農民工討薪的“跳樓秀”、堵路到砸警車的“群體事件”(民變),可謂當下中國的“街頭運動”,是與官方高壓政策的“合理沖撞”;乃至不惜同歸于盡的個體復仇、瘋狂的玉石俱焚的報復社會,也是對執政者和全社會的警示——這一切匯聚成推動轉型的力量。

      

      六 平權的內容與重點

      

      關于平權的內容和重點,可以從不同領域或輕重緩急等不同角度論述,且因各人所處的位置不同、生活感受不同而見仁見智。俄共領袖久加諾夫總結蘇共失敗和蘇聯解體的教訓,就是蘇共“壟斷權力、壟斷資源、壟斷真理”喪失人心。所謂平權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打破執政黨的這“三個壟斷”,還權于民。

      這里不可能展開論述,就社會輿論來看,下面若干項平權要求是最急迫的:

      一是盡快廢除城元二元和地區割據的戶籍制度,實行公民遷徙自由。中國古代的編戶齊民制度沒有這樣的網格化和監獄式管理,世界上正常國家也沒有這種制度,半農奴社會的人民公社制度已解體,讓人力資本自由流動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沒有任何正當理由在一國之內維護這種戶籍制度。所謂控制北京上海特大城市的人口規模,不是維護當地戶籍人口特權的正當理由。

      二是教育資源分配平權。設置異地高考、中考乃至義務教育入學的門檻都是維護既得利益的歧視政策。教育的財政投入和優秀師資層層向權力中心集中,在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今天,根本不是實現“趕超戰略”的必需,而是掌權者自私(搞政績與形象工程)和自肥的濫權。

      三是打破“階層固化”,讓孩子們平等競爭。受教育的資源占有不公平,導致弱勢群體子女向上流動機會減少;沒有民主選拔機制、公權私有化和“寡頭制”,導致權力世襲,“官二代”、“官三代”已然形成接班的潛規則。“屌絲”們的“羨慕嫉妒恨”,公務員內部的不服與不平,必須用公開公平公正的競爭來化解。

      四,落實對公民財產權保護,土地必須公平交易。與城鄉二元體制相關聯,農民的土地“集體所有制”、所謂“農田保護”政策,讓農民在土地市場上處于任人宰割的地位。當下政府主導、強權推動的“城鎮化”,成了某些人剝奪農民世代賴以為生的土地資本的口實和盛宴。各地已發生接連不斷的運用武警和流氓打手強征土地的血案。如果農民無明晰的土地所有權和公平的市場交易權,社會沖突勢必更加激烈。

      五,實行結社自由為平權提供保障。農民沒有成立農會的權利,只許成立專業合作社;村民自治組織被架空,“下派”直接代理黨政組織意志的所謂“村官”,為隨心所欲剝奪農民土地掃除了政治抗力。延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工會模式(作為企業組織的一部分,工人不能也不必自主組織的工會),工人罷工權不被現行憲法承認,勞資之間不能平等博弈,是富士康工人跳樓之類慘劇不斷發生的重要原因。

      六、保障民眾集會抗議環境污染的權利。城市的嚴重且明顯的噪聲污染、空氣污染與河道污染一般有投訴渠道,而農民不堪忍受企業的這些污染和地陷一類生存環境危害,乃至出現五彩河、“癌癥村”等問題,卻投告無門,甚至被企業雇用的打手和政府出動的警察鎮壓。這是公民游行、示威等憲法權利被公然剝奪的表現之一。

      七,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實行司法獨立。不論強征強拆,還是政府招商引來的企業污染,欲尋求司法救濟往往連立案也無可能,公檢法成為地方黨政領導的家丁,這是當前造成權利不平等與社會不公的重要因素。

      八,實行不同所有制企業的公平競爭。國企不僅壟斷自然資源,而且在融資信貸等政策方面享有特權,造成“國進民退”局面,國有銀行成國民與民企的抽血機,這是中國經濟效益低下、不可能持續發展的根源。

      九,打破“大一統”中央集權,實行地方自治和平權。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收回征稅權,統一稅率,統一稅收政策,廢除特區和變相特區政策。各省市上繳中央財政的稅收公開,轉移支付款項通過人大審批;各省市區自然資源平等談判,公平交易。

      十,堅持各民族平等,杜絕“會鬧的孩子有糖吃”的綏靖政策和不講公正的息事寧人偏袒。

      十一,官民社會權利和福利待遇平等,廢除公務員特別是高官的種種特權。高官在職和退休后的福利待遇,第一是要公開,第二要法定,第三,廢除官員待遇終身制(除離休干部享有過渡性特殊待遇外,任何級別的官員退休后不得享有醫療、交通等方面法外特權)。

      十二,落實男女平等的原則。在出生、就學、就業、薪酬、升職等各階段有效地消除性別歧視。當前特別要重視消除對農村女孩出生、就學和婦女參政的歧視。

      如此等等。

      ***

      讓我們引用《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保羅·S·芮恩施著,羅家倫譯)中的兩句話來結束此文:“產生社會的和洽,平等為最大要素。就一般人民而言,它是種種民治的理想中最親熱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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