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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鄭秉文:從建立和諧社會與和諧資本市場的高度來認識企業年金的重要性

    ——寫在首批企業年金資格評審名單公布之際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5164 次 更新時間:2005-08-15 20:55:45

    進入專題: 和諧社會  

    鄭秉文 (進入專欄)  

      

      我國首批企業年金機構的評審名單就要公布了。于是,有人喜,有人憂。這是正常的。但是,不管是被評上的,還沒有被評上的,都應該對我國當前企業年金市場的現狀有一個客觀的實際估價,對建立企業年金的重要性有個清醒的認識。據世界銀行專家預測,雖然目前我國企業年金的規模小得實在可憐,幾乎還是一張白紙,但未來幾年里,中國企業年金規模每年增長將會達到1000億元人民幣,到2010年企業年金規模將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到2030年將達到15萬億元人民幣。這些數據確實是非常激動人心的,對金融機構來說是非常有誘惑力的。但是,仔細分析起來,要達到這些目標,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還有很多路要走。因此,我們要客觀的面對當前的現狀,找出一些存在的問題,知道我們現在處于什么位置,與發達的企業年金經濟體還有什么差距,這才是一個更為現實和扎實的態度,以引起各方的關注。找到的差距,還要正確認識建立企業年金的重要性,從構建和諧社會與和諧資本市場的戰略高度來認識它的重要性。

      一年來,業界流行的一句比較普通的話題就是,當前我國企業年金的最大問題是沒有頒布稅優政策,從而形成制約企業年金的最大障礙。一時間,許多方面都在呼吁盡早出臺稅優政策,似乎只要我們有了稅優政策,企業年金的所有問題就都迎刃而解了。其實,問題并不那么簡單。事實證明,稅收優惠是重要的,但又不是最重要的,或說不是唯一最重要的。制約企業年金發展的障礙還很多,甚至哪一個單獨拿出來都不比稅優政策更不重要。這里僅以遼寧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2000年國務院關于遼寧社會保障試點的42號文件規定了4%繳費可以稅前列支的優惠政策。2000年當年遼寧企業年金的余額就是5個億左右,到今年大約還是5個億。5年多了,沒有什么太大的變化,稅優政策沒發揮什么作用。這就說明,稅優政策雖然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或說不是最致命的。當然了,遼寧是老工業基地,國有企業比較多,負擔比較大,情況可能比較特殊一些。但畢竟它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一個問題。

      那么,如何看待我國當前和未來企業年金的發展趨勢和障礙呢?我覺得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待這個問題,從更深的層次和角度來對待這個問題。

      

      當前和遠期制約我國企業年金發展的五個問題

      

      一、我國整體福利制度在設計上存在一些問題,對企業年金具有一定的制約作用

      這個設計上的問題就是指強制性的基本社會保障的繳費水平比較高,替代率也比較高,從而導致企業年金發展的空間非常有限。當然,這是由于歷史的原因造成的。長期計劃經濟條件下,工人福利來源結構單一,沒有形成什么積累,幾乎完全被轉化成國有資產,一旦退休,替代率如果很低,再沒有其它任何退休收入來源的情況下,生活就會陷入困境。所以,要維持較高的替代率,就須要求較高的繳費率。繳費率過高,就抑制了參加自愿性企業年金積極性。

      由于企業年金是非強制性的,在雇員缺乏積極性的情況下,建立年金的企業,企業保險金的供給者應該主要是指雇主這個發起人。因此,從市場供給的角度來看,如果雇主負擔大,必將導致供給不足。以北京2004年服務行業的繳費率來看,雇主雇員繳費合計是,養老28%,醫療12%以上(額外還要繳納幾元錢的“大額醫療”),失業2%,工傷0.4%,總計已達42.4%。從雇主方面來看,繳費比例已達31.9%,其直接工資成本已高達131.9%,雇員繳費率已占工資的10.5%。這些數據告訴人們,企業的負擔和雇員的負擔已經很重,繳費空間已所剩無幾,如果再建立企業年金,勢必加劇雇主的成本,嚴重影響企業的競爭力。這是一個值得有關方面注意的大問題,甚至它已經不是一個僅僅影響什么企業年金發展的問題了。

      據悉,日前《福布斯》發布“全球2005稅務負擔指數”公布,我國稅務負擔排名全球第二高。不可否認,《福布斯》的數據采集渠道與計算方法等方面可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稅負的基本狀況,應該引起我們的反思。當然,中國稅負過重的根本原因可能有很多,例如行政管理開支過大,各類企業稅收制度不太統一從而導致一部分流失,逃稅漏稅現象嚴重以及稅收結構不合理等,這些現象使守法者“吃虧”,等于變相地將這些負擔轉嫁到他們身上,等等。但是,《福布斯》至少從一個側面提醒我們,那么些包括所有社保福利、所得稅和消費稅以及特種消費稅在內的所謂“勞動收入稅”確實是太高了,美國的“勞動收入稅”稅率是40%左右,而我國,如果在加上10%的住房公積金,就已經超過了52%。這個比例甚至超過了以高福利著稱的許多歐洲國家。

      可以這樣說,養老保險這個繳費資源是一個規模既定的蛋糕,社會養老保險占用的比例大了,能夠給企業年金留有的空間自然就會縮小。繳費率過高,工資替代率就會偏高,企業年金的市場需求就會不旺。從市場供求的角度看和從“強資本弱勞工”的態勢來看,雇員可以被認為是需求的主體,而雇主可以被看成是供給的主要來源。但目前的基本社保繳費比例既導致了前者沒有需求的動力,又致使后者沒有供給的動機。目前的工資替代率在制度設計上是60%左右,但在現實中幾乎都高達89-90%,甚至100%以上;這個替代率與勞動收入稅是不成比例的,而且替代率偏高必將導致需求不旺。相比之下,美國的勞動收入稅率在40%左右,其工資替代率也在40%左右,后者比較真實地反映了前者的情況。

      看來,整體稅率的調整和基本社保費率的調整是一個十分重要工作。

      

      二、宏觀經濟環境導致雇主方面參與企業年金制度的意愿十分有限

      我國企業的生命周期是比較短的,尤其對民營經濟來說,企業主沒有積極性和長期打算為員工建立企業年金計劃。全國工商聯合會最近出版的《中國民營企業發展報告》藍皮書披露(引自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軍:“《中國民營企業發展報告》說明了什么?”,載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網站),我國民營企業的生命周期只有2.9年;60%的民企在5年內破產,85%在10年內死亡,換言之,每年新生15萬家民營企業,同時每年死亡10萬多家。面對生命周期如此之短的現實,還有哪個企業家愿意考慮雇員的長期利益和企業的長期建設呢?即使作為雇員也不愿意做長期打算,或說不可能有長期打算,他們從何談起幾十年以后才能兌現的企業年金呢?一般來說,上規模的民營企業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79%)和第三產業(20%),而第二產業中主要集中在制造業(74%)和建筑業(3%);第三產業主要集中在商業、餐飲業、綜合類和房地產業。所以,事情就很清楚了,這就是為什么我國制造業、建筑業、商業、餐飲業、房地產業和綜合類企業與公司建立企業年金的數量如此之少和比例之所以如此之小的原因,或從一個獨特的角度向我們解釋了為什么民營企業參加企業年金意愿如此之弱的一個重要原因。

      根據仲大軍先生在該文中的分析,我國是一個正在加速工業化的國家,城鄉結構和三次產業結構都在急劇變化,工業組織形式也在不斷變化以適應這種變化的需要。企業平均壽命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經濟資源要素配置靈活。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部門的大格局已經基本形成,一些大型的國有企業主宰和壟斷著一些大工業部門,剩下的是組織化程度較低的經濟領域,民營企業大多活躍在這一領域中,既集中在競爭性的領域中;由于競爭的激烈程度較大,新陳代謝程度也比較高。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有理由認為,在較長時期內,相當一部分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民營企業必將游離于企業年金制度之外,這些工人必將與企業年金無源。我們應當有這個思想準備。甚至,我們可想而知,相當一部分這樣的企業甚至連基本養老制度的繳費都千方百計設法逃脫,更何況自愿性的企業年金了。

      

      三、微觀經濟環境導致雇員方面的參與動機嚴重不足

      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考察。第一是雇員在企業中總體來說處于弱勢地位,集體協商中始終處于劣勢地位。在勞動社會保障部第20號令《企業年金試行辦法》中明確規定,申請建立企業年金的三個條件之一就是“已建立集體協商機制”,并且,在其出臺之后,緊接著發布了第22號令《集體合同規定》,我想,其目的就是為了規范集體協商和簽訂集體合同的行為,依法維護勞動者和用人單位的合法權益,加強工人在集體協商中的合法地位。集體合同的內容本身被界定為就包括“保險福利”在內,企業年金必然使當中的一個重要項目。可以說,第22號令是賦予工人執行第20號法令即建立企業年金的一個尚方寶劍。但是,在“強資本弱勞工”的總體微觀經濟環境下,甚至在全世界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歐洲情況稍好一些),我國工人和工會的力量較弱,聲音較小,即使工人想建立,但如果雇主不想建立,那也是建立不起來的。

      第二,設立企業年金的企業及其職工作為“委托人”也好,建立企業年金理事會或法人受托機構的“受托人”也罷,它們都沒有明確規定法定的工人代表數量,也沒有規定工會的合法地位。這說明,雇員在整體企業年金制度中雖然在理論上有一些規定,但事實上則出于一個尷尬的地位,其客觀結果必將對沒有建立企業年金的單位的工人積極性產生一種負面影響,對已建立企業年金的單位里工人來說也不利于保護其自身利益;尤其是,對建立企業年金理事會的企業來說,理事會的法律地位比較模糊,很難成為一個具有獨立民事責任的法人實體,如出現與其它“人”的合同糾紛,很難起到保護工人利益的作用。

      第三,統計數據表明,越是貧困的國家,人們的消費越是偏向于當前消費;越是富裕的國家,偏向于長遠消費的人群數量越大。對于人均DGP剛剛跨越1000美元門檻的中國來說,她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們剛剛解決了溫飽問題,尤其對年輕雇員來說,他們偏向的可能更多的是眼前的利益,在對待年金計劃的態度上,企業內部本身很難達成一致。甚至,即使雇主愿意掏錢出來搞年金,但如果真的讓雇員每月定期拿出1/12的薪水一起綁在年金上幾十年,他們往往會猶豫不絕,會認為這將降低當期的生活質量和減少當期的消費水平;越是貧窮的國家,人們往往越傾向于當期消費。畢竟,企業年金是幾十年以后的延遲收入,在“權衡利弊”之后,相當一部分人的自愿也就變成了不自愿,這樣的案例不勝枚舉。這就是企業內部很難協商一致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資本市場不發達對建立企業年金具有一定的不利影響

      企業年金不同于銀行存款。從國際慣來講,只有DB型的才由政府出面建立一個擔保的機制,我國企業年金的法律組織形式是DC型信托式,一般是不可能建立擔保機制的,而只能“聽天由命”即幾乎完全依靠資本市場的表現及其投資回報。我國資本市場剛剛起步,還是個“嬰兒”,很不成熟,許多問題沒有解決,動蕩起伏,波動較大,甚至每天都牽動幾千萬人的心,這無疑對企業年金持有人或受益人來說是個重大心理挑戰。

      資本市場不發達與企業年金不發達是一枚硬幣的兩個側面,它們存有互動關系。一方面,資本市場不發達會影響建立企業年金的信心,但另一方面,企業年金不發達又是導致資本市場不成熟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美國1950年企業年金投資于股票的資產微乎其微,此后,隨著企業年金進入資本市場,企業年金和資本市場都得到了迅猛的發展。2001年底,美國企業年金總資產超過了8萬億美元,其持有的股票資產已接近4萬億美元。企業年金的性質決定了它是天然的的長期性資金,而不是投機性資金。沒有企業年金的資本市場是不可想象的;反過來,沒有資本市場的回報,企業年金就成為無米之炊,無本之源。而目前我國資本市場的現狀導致人們對投資信心不足,進而導致對建立企業年金信心不足;與10多年前相比,市場經濟的一些原則在草根階層越來越深入人心,越來越理解,他們逐漸知道,企業年金投資虧損了國家是不應該給予擔保的,這是市場投資的一個基本原則,企業年金這種自愿性的投資行為所面對的就是“市場”,而不應是“政府”。既然政府不應擔保,那么,建立企業年金的積極性就自然大打折扣。

      

      五、長期的文化傳統和計劃經濟觀念的不利影響

      在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互助會的印象是深刻的,而企業年金則是一件陌生的事情,“延遲收入”概念更是嶄新的;勤儉持家的美德導致個人儲蓄的偏好深入人心,自古輕商的文化傳統對商業性的投資行為不肖一顧,“保本”思想根深帝固;長期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一個慣性思維是,存銀行是最保險的,第一選擇是銀行,第二選擇還是銀行;在他們眼里,銀行是國家的,是有保障的,盡管國有銀行有的正在股改,(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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